崇祯皇帝为控制人民的思想，不惜动用巨大的精力、财力，甚至使用武力查禁《水浒传》。然而查禁之举并没有遏止住一浪高过一浪的起义，也并没有拦住他的王朝走向颓败。

　　崇祯的观点：都是《水浒传》惹的祸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在此之前，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上疏：“书坊不许卖，士大夫及小民之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以为李青山的所作所为，都是模仿《水浒传》中的宋江，可见“《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

　　而明思宗也认为李自成起义源于《水浒传》，于是批准查禁《水浒传》：“……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并行文各地督抚：除山东一带必须“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外，其他地区也要“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

　　农民起义军全打“替天行道”旗号

　　早在明万历十四年，山东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就已经在檄文中使用了“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字句，这很有可能是最早以梁山义军口号为号召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因为泄密，在萌芽状态就被镇压，并没造成很大声势。

　　两年以后，在太湖、宿松地区爆发的刘汝国起义，规模较大，受《水浒传》影响的痕迹也较明显，刘汝国号称“替天大元帅”，打出了“济贫招贤旗”，甚至连他们“白昼张盖入县治，开仓取富民粟给贫民”的举措都与梁山义军如出一辙。

　　天启年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被视为是《水浒传》造成的“三大祸”之一，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记道：“儒误信梁山泊故事，巢于梁家楼”、“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农民起义领袖从《水浒传》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斗争经验，而统治阶级也因此痛恨《水浒传》，查继佐甚而得出《水浒传》导致明王朝“国命随尽”的结论。

　　还有人把《水浒传》与明末农民起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它的一大罪状。刘銮《五十瓢·水浒小说为之祸》中言之凿凿地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传》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其老本营管队杨兴吾尝语孔尚大如此。”这或许是杜撰，但已足见刘銮对于《水浒传》和农民起义的深恶痛绝。

　　事实上，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水浒传》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起义军的纲领、口号。李自成号称“奉天倡议大元帅”，罗汝才号称“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其实都是从“替天行道”中演化而来的。而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严厉镇压地主、富户，他认为这是“代天行道，非屈杀也。”可见梁山“替天行道”这一口号的深入人心。梁山好汉还有一条“劫富济贫”的宗旨，直接衍化成李自成大顺军提出“均田”的主张。

　　三个“宋江”四个“燕青”“黑旋风”“花和尚”不计其数

　　在明代农民起义中，有几十位首领采用《水浒传》中的人名或绰号作为名号，这其中号“宋江”的就有三人，号“燕青”的达四人，至于号“黑旋风”、“混江龙”、“一丈青”的也大有人在，还有号“花和尚”、“九条龙”、“托塔王”、“小李广”等的起义首领。他们以梁山好汉为榜样，激励自己英勇战斗，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号召群众积极响应。

　　正如查继佐所言：“诸贼皆讳其名号，以诨号动众。”他反对农民起义，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确实有效。《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影响是其他古典小说无法相比的，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名号被农民起义领袖如此广泛地采用。

　　乾隆咸丰也禁《水浒传》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即乾隆皇帝)命令：“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咸丰元年文宗(即咸丰皇帝)一登皇位就下令查禁《水浒传》。文宗禁《水浒传》的上谕比较有意思：“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每号总领数百人至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督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