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一群80后出生的CEO，每个人我都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设想一下自己50岁时候的理想生活方式？与其说这个问题是问那些比我年轻的人，不如说是我的一遍遍自问。

　　50岁的时候，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我问我自己。有一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两三条狗，一群鸡鸭，一群山羊，两亩菜园和庄稼。不装电话，不要电视，不要手机和电脑，也不要汽车，想出门的时候，骑自行车和三个轮子的小推车。离家不远的地方，应该有个小镇，可以买到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棉麻布匹。也应该有一条土路通到住所，路边长满花草，飞舞着蝶虫。我不喜欢水泥路和柏油马路，因为宽敞的路上，常常飞驰着汽车，响着刺耳的汽笛。

　　50岁的时候，人生过半，也许不用再想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要放弃一切努力，安安静静的看一些无聊而搞笑的书，比如《笑林广记》。那个时候，迎来送往的朋友，不要太多，多了就成俱乐部了。隔三差五的来一次就行，距离产生美，见面稀了才会想念。

　　我知道这种设想美妙而过于诗意，而且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可是，我还是不止一次的去想。就像一次次精神毒瘾。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像过于理想化了。然而，在偏远的山村，总是遇到似曾相识的场景。在城市与乡村共同前进的过程中，因为财富的差异，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

　　城市的生活日新月异，物质的丰沛与精神享受的日渐单一化，让人产生巨大压力与紧迫感，人类在一点点被异化。许多人，在某个固定的位置，数十年如一日螺丝钉一样，会在某个时段被圈定某个位置。在对物质的追求中，人类每前进一步，被物质奴役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161年前， 28岁的亨利·戴威·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搬进了离波士顿不远的瓦尔登湖湖畔的一片森林中。他在森林中盖起了一栋小木屋，并向世人宣告了他个人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独立”。他的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套被褥，有几件简单的炊具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从此，他开始一种回归自然的实验，同时，他也成为简洁生活方式推崇者的偶像。

　　几年前《瓦尔登湖》热卖，突然更换的人生场景，让都市人看到生活的另一面。梭罗的意义在于提示人们：有一种人很容易陷入生活的误区，认为人生似乎就是追求物质文明，所以便奋不顾身地挣钱，忘乎所以地花钱，最终陷入物质罗网之中而不能自拔。

　　可以想象，进入森林之前的梭罗，也曾在这种罗网中苦闷或思考过。

　　为了寻找真正的生活而自我放逐的人，还有托尔斯泰，晚年为了寻找真正简朴而率真的生活，他选择了流浪，直到最后死在一个小站。

　　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自我放逐的文人，但绝大多数是在成为某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之后，被迫为之。在心性和希望之火渐渐平息之后，开始养花弄草，修筑田园，留下几行山水诗。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幡然悟出生活的真谛，原来生活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在被汽车改变了生活半径之后，许多都市一族喜欢驾车远游，或者徒步旅行。这也是一种改变生活节奏的方法，像一个潜翔于水底的鱼，偶尔透出水面换一口气。

　　无论如何，物质的享受和都市的成长总是同步的。当夜灯次第点亮，藏于都市林阴或者水边的茶楼与咖啡馆，开始播放轻缓的音乐，劳动一天的城市夜生活的拥护者，开始约三五好友闲聊散扯……而现实是，许多人是到茶楼并不是消遣，而是换了场地的另一种应酬。

　　而把茶楼和咖啡馆当作品质生活象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放松心情和休息的场所，它只是一个场地罢了。对于那些从不泡咖啡馆和很少泡咖啡馆的人来说，享受咖啡时光，也许离他们的生活还很远。在咖啡馆聊天、会友、谈商业合作，却已经成为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

　　熟悉合肥休闲娱乐生活的人士说，2004年茶馆咖啡馆风起云涌的一年；2006年，合肥的酒吧遍地开花。和茶楼咖啡馆相比，酒吧是个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物质享受欲望的地方。酒性烈浓容易上火乱性，茶性清苦，是可以清心平气的东西，所以酒不如茶令人清心寡念。咖啡馆和茶楼的灯和窗，一般都很明亮，照得心里亮堂。酒吧不是，灯火昏黄光怪陆离，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又一个晴好的下午，我坐在城市花园梅山店的二楼，看渐渐滑入楼群间的太阳慢慢变红变大。托在太阳边的云彩，火烧一样的灿烂。那个下午，我一个人坐着，慢慢翻一本杂志。想象我50岁以后的生活，是不是也会是这么一个姿势，场地却是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