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大学毕业后一年左右的时候，碰到静的。

　　静到我们公司拉广告，打了十几个电话，又来了四五趟之后，经理才答应见她一面。但总经理只是说可以和她见一面，然后就说“今天事比较多，有什么事找小姚处理吧”。总经理显然没有闲心和她细谈，说了不到十句话，就喊我进去，让静有什么方案的话，先给我这个做秘书的看。总经理的意思很明显，想办法尽快把她赶走。静手里拿的是一家行业报的采访证，名义上是来采访，其实是想拉广告的。这样的“记者”每天都来许多波，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静穿着一条很普通的牛仔裤，挎着一只奇怪的像一只筐的包，显得很寒酸。也许是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原因，她没有学会打扮自己，更没有学会怎样对所求者察言观色。

　　静和其他来拉赞助拉广告的老油条不一样的是，她总是微笑着，脸红红的，很害羞的样子，即使你埋头不理她，她还会好脾气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小声的说，你们忙，我等等，等等吧。她一点儿也不显得低三下四。

　　也许是刚走出校门没几天，她谈话的粗糙和天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新手。很明显的第三天，静又来了，一进门就问我：“你们经理说今天来的，我那个方案他看了吗？”我在心里笑她竟然听不出经理的托词。

　　第七次来的时候，我对仍在会客厅里的傻等的静说：“你走吧，我们总经理是不会同意在你们报纸做广告的。我们是面向市场的产品，而你们报纸的读者很窄，你等也是白等。”静有点失落的说：“他不是说有空再谈的吗，如果愿意做的话，价格也可以再谈的啊。”我在心里为这个傻姑娘难过。出于同情，我请她到我们公司楼下的小快餐店吃午饭。

　　吃饭的时候，静说她是一个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学环境艺术设计的，她本来是要回老家找工作的，可是现在都是自谋职业的，在县城或乡镇找份工作，花钱请客也至少要一万元，而且也不一不定有编制的；她说她家在淮北乡下，因为上学，家里越来越穷，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在山东读大学，一个正在上高中，她爸爸出了车祸，家里正等着她每月寄四到五百元钱救急……

　　相似的家庭出身和经历，让我渐渐感动，我决定帮静一把。我在给总经理的广告投放计划书里，说静所在行业报纸，虽然在全省有很少的读者，但我们产品所在的行业，领导还是要看的，如果投软广告进去，对我们的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或许会有好处。总经理竟然同意了我的计划。我预计这笔十万元钱的广告，静至少能拿到八千到一万块钱的提成。如果总经理知道这十万元钱，差不多等于打了水漂，他肯定会气得把我大卸八块。

　　静兴奋的打电话来，要请我吃饭并送我一件小礼品。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差不多天天都接触，也算是熟人了，我爽快的答应。

　　在宿州路一家酸菜鱼馆，我和静边吃边聊，很尽兴。静送给我的小礼品，是一条金利来领带。我估计要五百多块。我身上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我觉得这件奢侈品，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那天晚上之后，静隔十天半个月，都会找个理由喊我出来吃饭。一般都是小饭店或者大排档。而且每次都是两个人，我问静，你为什么不喊你的朋友来啊。静说，我没什么朋友啊。大学毕业后，我几乎不和任何同学来往了，自己过得不如人家，有什么好显摆的呢？

　　因为报社的副总卡了一把，静拿到手的提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多，只有四千。拿到提成的那天是星期六，静很郁闷，打电话喊我喝酒。我们仍在宿州路那家酸菜鱼，仍坐老位子。静一个劲的喝酒，也劝我喝。结果两个人都喝醉了。

　　酒是让人容易冲动的东西，让人发昏。

　　我不知道，怎么走进静的租房处，也不知道怎么脱得衣服。等我从静身上翻下来，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我的身上出了些汗，一阵风吹过，我打了一个冷颤。

　　我看了一下表，已经零辰三点了。我开始坐在床边，蹑手蹑脚穿衣服。静翻了一个身，用嘴堵住了我的嘴。静说，你就别走了吧，天这么黑，外面又不安全，反正这是个独院，没人知道的。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静买了两份早点，放在床边的凳子上，说，趁热吃了吧。我看见枕头旁还有几缕长发，是静的。我打了个哈欠，身体很舒服。

　　星期一。我极力回忆两天前的经过，可总是模糊一片，我决定打电话给静解释解释。还没等我开口，静说：“别说了，我们还在一起吃酸菜鱼好吗？你请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让静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做出这个决定时，我是非常矛盾的。一是她的职业，二是她的学历。以她的学历，想在合肥呆下去，找份像样的工作是非常难的。

　　和这个城市众多的未婚同居青年一样，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不一样的是，我们边同居边恋爱。差不多每天都是静早早的买来早点，简单收拾一下之后，她踩着单车去上班。我趴在四楼的阳台上，看着她融入这个城市的人流中。直到背影消失在视线之外。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幸福。

　　我用自己的工资为静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我希望她穿得漂亮一点，至少看起来更成熟些。她自己一直不舍得添衣服，穿得还是上学的旧衣服。这个懂事的姑娘，她狠不得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用于填补她那个贫穷家庭的无底洞。

　　一天，当我们从高潮回到平谷的时候，静躺在我的怀里说：“假如我们有了孩子怎么办？你能在我大肚子之前娶我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静的话，从抽屉里拿出烟，一支接一支的抽。我现在还没有做一个孩子父亲的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利，更没有经济能力。孩子生下来，应该有个温暖的家，得保证他(她)能喝到优质奶粉，能入托，能和这些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上小学中学，而不要一万多块钱的借读费。总之，孩子要有张属于这个城市的通行证。而现在我和静都没有这个能力。

　　虽然小心再小心，静还是怀孕了。一连几个晚上，她捂着嘴跑了好几趟卫生间，吐个不停。我看过《家庭医生》，知道这是怀孕的先兆，心里很烦，把一本书哗哗的翻个不停。我很猛的把杯子掼在桌子上，把心爱的一幅照片撕成了碎片。

　　静一声不吭的躺着，脸扭在一边。我知道她不敢说什么话，知道我正在火头上。那夜我们床头的灯一直亮了一夜，彼此都知道对方没睡着，彼此都不理对方，背靠背猜想着对方的心事。

　　静有两个月没拉到广告了，前天，那家缺德的报社却以此为理由解雇了她。而这个月，我刚领到的工资，又在上班的四路车上，被扒手扒得一干二净，身份证和几张卡，一张也不剩。

　　我把从医院里花九十多块钱买来的毓停，扔给正在洗衣服的静。我看见静的脸色，一点一点的变得煞白，手有点抖。

　　天明的时候，静照例出去买来早点，放在我的床头。她在默默的做完一切之后，换件衣服，简单梳洗一下出去了。傍晚的时候，她回来了，脸色白的吓人，走路的时候，晃来晃去。她一头栽在床上，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一字一句的说：“我把孩子拿掉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伴着这句话一落音，两行泪泉一样涌出静的眼眶，很快流过了脸庞，滴到枕头上。像一只被掐喉咙的羔羊一样，静使劲撕扯着被单，双肩一耸一耸着，低声抽泣。那种被强烈压抑着的哭声，比放声大哭，更让人揪心，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混蛋。我不知道静哭了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当她平静下来，抬起头时，她的两只眼，已经肿成两条缝。两只枕头布满泪痕和鼻涕。

　　我递过一条毛巾，想为她擦一下脸，她一把夺过来，扔了老远，她像一头发了疯了狮子一样，撕扯着，扔一切她能抓到手里的东西。我木木的站在一边，不知道做什么。我从来没见她发这么大的火。没想到，那个温柔的像水一样的女孩，厉害的时候，竟像要吃人的猛兽。

　　当天晚上，当我下班回来，推开房门的时候，发现静已经不在了。客厅的绳子上，搭着我为她买的那几件衣服。她收拾走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包括牙刷茶杯牙膏毛巾擦鞋油。我跑下楼去，打的到静的所有同学、熟人的公司和住处，那些人都说没有见到她。

　　我在大街飞快的走着，飞快的扫视街上渐渐稀少的行人，从三孝口跑到四牌楼，再到卫岗，我一边走用手机一遍又一遍的打静的手机。

　　所有的回复，只有一条：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第二天，再打这个手机号的时候，语音信息已经变成：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我真的不敢相信，静就样一点消息没有的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我猜想着静最可能去的地方，一一打电话过去问，可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

　　静走过后的第十天，她的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说静一个人去了深圳。静从她那个同学那里借了五百元钱的路费。那个同学说，是静让她打电话给我的，但静的同学没有告诉我静在深圳的哪个角落，她说静也没有告诉她，她到深圳干什么。

　　静走的时候，是今年初秋的时候，现在已经是2006的春节了。静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甚至是一张照片，哪怕是她用过的一把梳子。她没有给我留下一件可以拿出来看一看的纪念品。而关于她和我之间长达九个月的故事，现在，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在我的脑子里回忆了。

　　我不知道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还能不能再次见到静，希望远在深圳的静能有机会看到我在这里说出的故事。如果她真的看不到，就作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