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日记里写成上面这样一个句子，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谁。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小摊贩主的手里拥有了这么一个既精致又矮小的日记本，它有着非常粗糙的封面，上面烙着我不认可的格言。我想或许这或许不是用来记日记的，因为一切翻开都显得正儿八经，象电影里那样，里面似乎蕴藏着大秘密。所以我也不往里面记自己生活里很严重的可叙述的事情，而经常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那天我从一根电线上掉下来，把腿都摔断了，但是我在那天的日记里丝毫不提，我只是记到：“3月20日。正南街巷口的花开了。有一只小蜜蜂藏在我的头发里。一分钟之内，居然连续两辆邮车经过，真奇怪。”

　　当然那是半个月前的事情了，记忆里只有一块树皮一样的疤，剩下的便是日记本里的那些字，我甚至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看起来更象是真实的。但在4月4日，我确实写下了这些字：4月11日，城市需要一场雪。我清楚的记得4月4日，天空布满了玩耍的孩子们遗失的气球，都挂在楼房的檐角与路灯的灯座上，摇摇晃晃。一辆汽车运载着土豆往城市的深处开去，那些光线暗淡的地方散漫着一种淡蓝色的烟雾，大街上的小市民们表情骄傲地走来走去。我坐在离地面5米的地方，象一只悬垂的蝙蝠，看着铅色的天空，希翼着4月11日的城市里能下一场声势浩大的雪。

　　这是一座我熟悉，或许不深爱，但离不开的城市。虽然我有时我觉得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只是寄生在这里广阔复杂的电线网络，象个淋巴血管里的良性肿瘤。我有一间锡皮小屋，房顶上装有一个大滑杆。你也知道，就如城市很久以前的有轨电车一样，在城市里游来荡去。这里的学者在逐渐抛弃一个久违的概念：流浪汉。在新编的字典里，流浪汉已经被隐晦的抹去了原来阶级意义上的特征。但毫无疑问，无论何种意义，我都属于一个流浪汉。

　　4月4日，我端坐在我的锡皮小屋里，摊开了这本日记簿子，写下一句话，此刻我也看见一个庞大的队伍等候在公共厕所外面，群众们虽然表面佯装平静，但他们的身体出卖了他们自己。只要一有机会，每一个等待的人便表情狰狞，腰肢乱扭，而等到了机会的贼飞快的冲了进去，比平时厕所里进出的苍蝇还快。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说：男人对于女人的态度，正如他们对于厕所一样，在得到时迫不及待，在离开时亦迫不及待。

　　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女性同不是公共厕所。而且这个女权主义者出身估计是贫农，见到的都是简陋的公厕，我对贫农没有任何意见，但对这样的推己予人很不以为然。我以前去住过一个旅馆，里面有黄铜的马桶，装饰着巴洛克时期的图案。打满香水的手纸，满是西亚文化的地毯，在四个角落里点着油脂小蜡。我蹲在里面，一天都不想出来，连饭都不想吃。我想说的是，这个女权主义者是和狭隘的煽动家，不足为奇。但是她的文章发在著名的学术杂志《城市》里，拿比我多300倍的稿费，而我的小文章则经常被那些小报编辑们删改的一塌糊涂之后，发在刊物之间的中缝里，和梅毒广告并排在一起，拿30块钱。

　　所以我经常让我的锡皮小屋顺着电线滑到那个小报编辑的窗前，乘着月色扔块砖头进去，那个混蛋被砸的头破血流之后，还坚信捡来的这块砖头是陨石。而我则在一根电缆下面，被朦胧的月色浸没在寂静里，一言不发，如一只单薄的蜘蛛。

　　我知道我或许没有一天是会在同一根电线下睡着，我也知道或许我永远也离不开这座城市，一想到这里，我便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在我房间朝南的墙上贴着一张地图，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擦干净眼睛里残乘的眼屎，从地板上拣起一只鞋子朝地图扔去，在鞋尖与地图所接触的某一点随机地决定我这一天旅程的目的地。城市足够大，而我亦无法去解释这种随机的尴尬。选择大于你所能想象的最大的概念，想象亦了无意义了。于是我扶在一块桃木钉成的窗子上，看着外面悬空的称呼司，总是无法在我的日记本子里说清楚自己所处这种体现者而非行为者的生活。我宁愿在这本庄重的簿子里记录一个细节，比如一朵花开，一棵树，一辆马车，一个漂亮的姑娘。用一个小词汇去记录，而不是用大篇幅去遮盖。小的东西容易被真实把握，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或许这也是女权主义者或者小报编辑们培养出来的原则吧。于是，4月4日，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城市，需要一常雪。

　　我记得我写完这句话便匆忙收笔，因为我看见我的面前突然有一个身影落下，驯服的地球引力。于是我扔掉笔，举头往外看，只见一个白衣女人手里举着一匹白布，象一只降落的天鹅，徐徐地站到了街面上。历史上这叫天外飞仙，现代物理会说这是一个利用一块大白布制造出足够抗衡于自身重力的空气阻力的女人。而在我眼里，那一科她是一只天鹅。我当时想，靠，这也太牛B了，这样旁若无人地飘下来，可不是件好事，因为用不了多久，那些无聊的年轻人会认为这样很酷，也争先恐后扯块麻布去跳楼，一不小心便会摔得象只肉饼，这倒也罢了，那些无辜的路人一不小心，被天上的肉饼压成了另外一只肉饼，这可很不好。

　　我当时的猜测到这里就停了下来。那一刻天色正暗，风向是西南偏南，路上的行人不多，而且都没有怎么注意。一只孤独的棕毛狗在一个墙角抬起后腿，孤独地留下一点湿滓，孤独的走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女人气闲若定地左右看看，把白布(原来是块围巾)折叠起来，走向那团淡蓝色烟雾笼罩的街市。我在离地5米的地方，看清她栗色的长发，雪白的脖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到那本日记簿子旁，记下这只从天而降的天鹅，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那一天我挂在锡皮小屋子阳台上的一盆万年青摇摇晃晃的，几只细小的蚜虫在上面爬来爬去，我觉得十分恶心，真想去养殖场偷一只鸡过来，将它们逐个吃掉。但是公鸡老打鸣，害的人睡不着觉，还随地拉屎。曾经一群鸽子，打我的窗子前经过，那天我心情舒畅，便给了它们一把玉米，结果这些飞禽把这当成了鸽笼，天天来要食，我的锡皮屋差点成了空中粪坑。所以我看了看那些蚜虫恶心地爬来爬去，并没有打定主意去偷只鸡过来。我脚下的城市昏暗而辽阔，它带给我的困惑远比这些蚜虫还要严重。那只滑'在金属线上滑动时有轻微的摩擦声，估计是螺丝有些松动。

　　屋子在朝一个不确定的方向远去。我注视下面的邮局，银行，旅馆，检疫所，学校，林荫道，垃圾桶，栅栏，广场，路灯，饥饿的乞丐，相拥的恋人，无所事事的人，心怀鬼胎的过客，被情欲折磨的寡妇，旧报纸，火车，烟雾……这让我想起一本书里关于这个城市的描述，一个赤脚少年打马经过这里的街道，用他的鹅毛笔匆匆记下这个城市。他所说的我都没有亲见，但却比我眼前的真实。比如在这本书里，少年也提到一个天鹅一样的女人，有栗色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她住在一栋高楼的顶端，美丽异常，不愿意接见那位少年。作者很苦恼，他每个夜晚都用宣纸糊天灯，在里面写下情诗，然后顺着气流送到天鹅女人的面前。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明朗，在这本页码凌乱的书本的后半部分，作者的大部分时间却突然转向这个城市的建筑气候与人群，显的无可奈何。所以这其实是一本介于小说与游记的书。但我看来看去之后认为，一切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