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所说的革委会副主任，就是由母亲介绍成为老师妻子的那个女人。

　　我不得不承认，革委会副主任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或者说是一个有古典韵味的美人。她不说话的时候，像一件瓷器，流水似的肩头，美丽但不蛊人。但是她站起来，说话，动作，英姿飒爽得让人窒息。我不知道一件青花瓷怎么同时又是一面铜锣。

　　在她没有成为老师的妻子之前，我见过她三次。第一次是在卧羊台上，刘苏子为了我和史学工哥俩打架，她伸出手抬起我的下颏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

　　第二次是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怀孕的妻子跳了蓄水池。刘苏子在玻璃窗前给我招手，我背着弟弟去看热闹。我看到革委会副主任站在蓄水池边上，指手划脚地让人们打捞。尸体拖上来了，她上去掰尸体的手。她弯着腰撅着腚要掰开尸体的两只手掌。她把尸体的两只空空如也的手掌分别踢了一脚说，她是攥着一颗子弹自绝于人民的，给我捞，把那只对准人民的反革命的子弹给我捞上来。结果群众捞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找着那枚子弹，在打捞的过程中又淹死了一个人。

　　第三次是在一个塌防事故的现场。学生们在挖防空洞的时候发生了塌防，一个学生压在了土方下面。等大家把他扒出来，他已经变成了一只馅饼。他的母亲跪在这只馅饼前，不说话不流泪甚至不眨眼。突然她长嗥一声，捧起他儿子的血肉就往嘴里塞。她吞咽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吞咽着。所有围观的人都骇呆了。只有弟弟从我的背上滑下来，他哈哈大笑着说，活该，活该，他抢过我的黄军帽，他活该。情急之下一把抓住弟弟的头发，把他的脸摁进土堆里。这时人们闪开了一条道，革委会副主任走了过来。她对着喋血的母亲说，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那位母亲缓缓地抬起头来，她血红的眼睛看定革委会副主任，她突然雄狮一般跃起来，扑上去，她从革委会副主任的肩头活活撕下一块肉来。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弟弟还小。现在弟弟比我还高，嘴唇上长着细密的胡茬。也许是因为弟弟在我背上长大的缘故，我对弟弟的感情最深。他在劳教所的时候，经常被派在镇子边上的一个地方脱土坯盖房子。我从家里拿上吃的，到食品店两毛钱买上八块牛奶糖，我远远地站着看他，眼泪流下来。看守总是盯着我看，我不敢把东西送到弟弟手上。后来我看出看守看我对我并没有恶意，我就对他笑了笑。看守把弟弟叫过去说了什么，弟弟就向我走过来。弟弟说，姐，以后你别来了，看守对你不怀好意。可是我不在乎，他多看我几眼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能对我弟弟好一点。我和弟弟坐在地畔上，我看着吃。弟弟剥开一块奶糖舔掉上面的膜往我嘴里塞。我说姐姐吃过了。可是弟弟不依。我们俩吃着奶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一笑。我捏捏弟弟的那条病腿，心酸起来。弟弟的脸色暗淡下来。他低下头说，姐姐，我给你丢人了。姐姐，我，我只是想看看女孩子长什么样，姐姐，你相信我，我没有。弟弟晃着我的胳膊要哭出来。我把弟弟的头搂在怀里，姐姐相信你，你先跟姐姐说就好了，你就看看姐姐，省得你受这个罪。记住，你以后千万不要干这样的傻事。分开的时候还有两块奶糖，弟弟不舍得吃。我就想了个办法，我用两块伤湿止痛膏把两块糖粘在弟弟的腋窝下，这样看守就收不去了。弟弟欢快地跑了，跑了几步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姿势，想让我看到他腋下的奶糖。我看到他的一条腿丑陋地像一股麻花甩来甩去。我的眼睛流出来。

　　父母亲最后分开时，弟弟劳教一年期满回到家里。对两个孩子的所属问题采取了民主表态自由选择的方法。

　　我说，我和父亲一起生活。其实我早搬到父亲学校里的宿舍里住了，很少回来。

　　这似乎是母亲早已料到的，她的眼睛放在弟弟的身上。母亲想不到的是弟弟跳了起来，他扑向姐姐连哭带打，他说姐姐是王连举背叛了他。他要和姐姐在一起，姐姐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这个打击对于母亲是非同小可的，她伸出手来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她说她吃力不讨好，她瞎了她自己的狗眼，她养肥的三个人都想蹲在她的脖子上拉屎。她拉出一条床单一条一条地撕碎，她要结成绳子上吊。

　　母亲的这个举动让我厌恶到极点，我赶紧关上窗户，我怕邻居们听见。

　　最后的决定是，弟弟留在母亲这边，我每个星期天到母亲这边来照顾弟弟。

　　我和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搬到学校去住了。原因是我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自己的一条内裤。

　　看到我在收拾东西，父亲木讷地戳在我的后面。我走出去，他追过来，往我的马桶袋里塞了一包东西。父亲给我塞的是一些钱和一包药棉，当时我不明白，这药棉有什么用。后来到了省城，我才知道，城里讲究一点的女孩子用药棉做经期的护垫。

　　老师从艺校调到县文化馆时没有和我打招呼，他送了我一本《新华字典》就走了。我站在练功房里，看到《新华字典》的第一个字是“阿”。我抬起头来，看到老师走到了门口。他上身穿着的确良衬衫，下身穿着铁灰色的涤卡裤子，他的肩膀一只比另一只稍微低一些，他伸出他修长的手开门。

　　我对着老师的背影张开嘴只“啊”了一声。老师走出了门外，老师马上就会消失。

　　我冲了出去，我一定要告诉他一句话，一定要告诉，就现在。我拉开门，已经张开了嘴。可一头撞在了一个正破门而入的男孩子的身上。这个男孩子是刘苏子。记得刘苏子跟我说了很多话，好像是说他借到《苦菜花》，问我想不想看。还说了门卫张头是不是《红石口》里的特务，微型电台装在酒糟鼻子里。我记得他很高兴，笑得弯下了腰。我真的没太听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对老师的渐走渐远充满了懊丧。我兀自走出去，听到刘苏子在后面喊我。他说，蓝绸子，你耳朵怎么那么红啊。

　　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心里一紧张，两只耳朵就通红。后来娶我的那个男人在新婚之夜告诉我，他最喜欢我梅花一样的小耳朵。那是一个矫情的男人，他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善意地夸大，他为自己扇动起了一个虚幻的氛围，信以为真。气球吹到一定程度就会破灭。他开始抱怨生活的不真实。

　　我一直走到铁路边上，坐在一只枕木上。听着火车远远地喘着气过来。这是包兰铁路线上很重要的一段线路，是复线。奇怪的是火车咆哮着总在另一条线上驰过，只是蒸汽打湿了我的脸。夜暮四合的时候。我听到全镇子的人都在喊我的名字。没想到我在这个镇子上这么重要。火车道的南面就是黄河的支流二黄河，我想等正开过的一辆火车过去，我就往二黄河跑。每年夏天二黄河都要淹死我们镇子上的两三个孩子。紧接着我看到一个人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地跑过来，面口袋一样砸在了我的身上。我虚弱的父亲昏死过去。

　　那一段时间，母亲穿了一件紫黑相间的格子呢上衣。当时这种上衣很流行，最有特色的是衣服口袋，口袋的面料是斜格的，双层。母亲穿着这件衣服，在马不停蹄地缝制两套被褥。她的心情好极了，她嘴里哼着当时总结文革成果的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呀么烈火烧，战斗歌声冲云霄。七亿人民跟着毛主席，红色江山牢又牢。”她穿针的时候就停下来，她眯着眼睛神情痴迷。看到我背对着她在给弟弟洗白球鞋，她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跟她说话了。她叫了一声蓝绸子，我没动静。为了调整气氛，她自顾自地给我和蓝骄子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呀，娘缝被子女儿和面，女儿说水多了娘说加面，女儿说面多了，娘说加水，女儿说盆里放不下了，娘说你这个该死的，要不是我被缝到被子里非揍你一顿不可。说完母亲爽朗地笑，笑完看到我还没什么反应，她叹了一口气说，给瞎骡子喂草，不领情啊。

　　母亲缝了一对鸳鸯戏水的缎子棉被，我知道老师要结婚了。一对新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被子。家里没人的时候，我把手放在缎子被面上，水一样柔滑的物质让我的手心发痒。这一对被子将盖在老师和那个女人的身上，从此把老师和那个女人拴在一起。被子是暧昧的充满诱惑和想象的东西，它让我浑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