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的骨干分子，穿上了打补丁的大襟袄，头发上抹上大白粉，牙齿上粘上一片韭菜叶，李奶奶就上场了。站在台上的母亲全然不是那个伧俗的一举起砍刀就咬牙切齿或呲牙咧嘴的女人，她拉开架式跳进李奶奶这个角色里，人物就出其不意地鲜明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母亲是个天才，她虽然没有字正腔圆的唱腔，但是她有绝佳的模仿才能，她神闲气定，她投入万分，她底气十足，她把假戏几乎做成了真的。

　　那是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缝补衣裳。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你开门你快开门。我急忙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是谁？是你爹，就是你现在的亲爹。你爹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一个末满周岁的孩子。这孩子不是别人就是你。你爹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说，我师傅和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要把她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叫着师娘呵师娘，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我就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母亲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一片唏嘘。人们不停地擤了鼻涕抹在自己的鞋底或膝头上。我们这个镇子上的人，文明一点的女人会随时带着手帕，以备不时之用。男人们擤鼻涕几乎都是一种姿势，姆指和食指捏着鼻子，四十五度冲着地皮，发出巨响，最后双手合在一起搓一搓。一个男人看上一个女人了，会想方设法地送一块手帕。手帕成为定情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买手帕不用布票。而母亲并不用资产阶级的手帕，她用男人的姿势处理分泌物，一派英姿飒爽。

　　那一段时间，天空是那么晴朗，人心是那么亢奋。我们镇子上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我的母亲和朝鲜的卖花姑娘。《卖花姑娘》赚足了我们这个镇子上所有人的眼泪，那一阵子人们见了面不说吃了没有，而是说看了没有，同时商店里的手帕抢购一空。卖花姑娘是屏幕上的，再好也不能触手可及。可我的母亲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马路上会亲眼看见，母亲的知名度显得实实在在。

　　我的母亲白天剁肉晚上上台，由于演得太投入，免不了耗神伤身，母亲明显瘦下来。于是上台之前，母亲蹶着屁股，从橱柜里抛出弟弟用过的尿布，塞在自己的胸部和腰部。下陷的两腮让母亲束手无策，于是母亲对自己下了毒手，她甩开双臂往自己的腮帮子上刮巴掌，直到肿起来为止。耳光声响过之后，我听到母亲嘤嘤地哭，那声音是那么自恋和无助。那是我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听到母亲在哭泣。后来我知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执迷不悟的时候，就想自虐，就想发泄，代价越大理想越近。我的母亲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母亲身上最终实现。

　　演到换场的时候，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的队长，就站在幕前大夸特夸“李奶奶”，她说母亲是真正的革命的李奶奶，她以革命人的宽阔胸怀收养了一个弃婴，要把她培养成革命的后代。这个革命的后代就在台下，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我抱着弟弟蓝骄子正坐在台下，刘苏子在我的旁边。我看到人们转过头来搜寻着所谓的革命后代。弟弟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怎么摇晃也不醒。我想把他举起来，让大家看看，我的双臂又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碰了碰刘苏子的胳膊，想让他帮我把弟弟举起来，可刘苏子在那里发愣，没有领会我的意图。可宣传队长坚持让革命后代站起来。情急之下，我在弟弟的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把。

　　弟弟嚎啕起来。就听得队长说，就是那个女孩子，抱着男孩的那个女孩子。她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了，她是一颗好苗子。

　　母亲红起来了，她上班的时候大家在肉案前排起了长队，为的是一睹她的尊容。有肉票的买上一块从她的手上亲自剁下来的肉，深感荣幸。没有肉票的看看她剁肉的姿势也很满足。如果有人提议欢迎她唱一段，母亲就把围裙一系，砍刀一拿唱道：擦干了血迹葬埋了尸体又上战场------要和敌人算清帐，血债要用血来偿。

　　我在那种场合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什么叫身世，简单地说，就是你从哪里来的，也就是一个人的出处。这么说来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生了我的女人很慷慨地把我扔在了一个地方，像一捆柴禾。

　　我是一个捡来的孩子，我是一个弃婴。要不是我的母亲，我早变成了一堆白骨扔在荒野上。当然骨头没有现在大，因为我没有机会长大。母亲是我的恩人，是她再生了我，是她让白骨变成了人，变成了我。我不想哭，我应该庆幸。首先庆幸我还活着，其次庆幸我不是母亲生出来的。我没有像所有的丢失了父母或走失了血缘的孩子那样，渴望找到自己的父母。我永远不想见到他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与生俱来的耻辱。

　　吃饭的时候，父亲往我的碗里夹了一块肉，我眼皮也没抬就把肉扔到了饭桌上。父亲把那块肉夹起来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他咀嚼出声音来，为的是不要让气氛太沉寂。我只敢对我的父亲撒野，我不高兴的时候，当着父亲的面，把手捂在自己的嘴上亲口咬得稀巴烂。父亲给我的手上抹药水，他的嘴里嘶嘶地喘气，像冬天炉子上的开水，或者一块丝绸被一条条地撕碎。人活在世界上，总有一个人能承担你包容你，像水对于船或对于鱼。实际上父亲走了以后，我便顺理成章地沉没或干枯。

　　我不喜欢说话，原因是我讨厌母亲总是在说话。

　　我的不说话，在父亲看来也没什么，因为父亲在家里几乎一年也说不了几句话，缄默对他来说是最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学校的讲台上，父亲讲的是数学，他机械地说着代数和，他常常觉得那个说话的人从不是他自己，而是被刚刚从十八层地狱时揪出来的，那个叫孔老二的人，像一条肉干一样戳在讲台上。但是肉干不会出汗，而他却为了讲清什么叫代数和满头大汗。他也偶然会笑一笑，他想起来勾股弦怎么就叫勾股弦。

　　回到家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不说话是最明智的选择。在一个家庭里只有两个位置，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有人抢先占领了一个位置，剩下的就是另一个人的。老婆对他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这是政治决定的，他手里拿的是笔，老婆手里拿的是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他的女儿是充满温情的，他看她的时候眼神是那么安逸，他看着她小树苗一样一点点长高，叫他爸爸的时候他心里痒痒，他想亲她一下，靠近她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个决定，他只用他的鼻子嗅了嗅她的口气，一股青苹果的味道。他欣喜女儿和他一样的不爱说话，他喜欢女儿垂着眼睑好像在想着什么，他喜欢他叫蓝绸子的时候，蓝绸子抬起眼睛看着他，她半张着嘴露着细碎的牙齿不说话。

　　当父亲意识到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在我面前他感到羞愧或者说羞涩起来。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仿佛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是他的一种过错，或者是他的一个预谋。他把自己埋在几大撂作业本后面，我知道他在窥视我。我站在他的身后叫了一声爸爸。

　　这中间有个停顿或对峙，天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一声“爸爸”仿佛是我对他的第一次认可或没有预期的一点回报。

　　他慢慢转过身来，把我揽进怀里。我感觉到从他的身体里渗出了腥湿的泪水。

　　我对于自己不是母亲的女儿很是庆幸，当然母亲也没把这所谓儿女情长的事情当回事。她以一种私下里的悲天悯人的口气对我说，幸亏你到了我们的家庭里，不然的话你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是的，我得领母亲的情，要不是母亲，我早被狼叼了。母亲从一只棕树皮的箱包里甩出一件丝绸料子，在蓝绸子的胸前瑟瑟抖动着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工人阶级的家里哪有这种东西。

　　母亲的手碰到了我的前胸，我的乳房刚刚开始发育，一触就会钻心地疼。我皱了一下眉头走开了。

　　而母亲最令人佩服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她不屈不挠追上我说，这叫丝绸。什么叫丝绸你知道吗？就是蚕吐出的丝，蚕是动物，是有生命的，人把它穿在自己的身上，这不是一种剥削吗？棉布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质，是劳动人民用汗水浇灌出的棉花，用工人阶级的双手纺织的，它是最温暖的最可靠的。所以国家印了布票供我们无产阶级使用。

　　我说，那你怎么还把我的名字取成绸子。

　　母亲怔忡了片刻说，工人阶级也是讲人情的，他们毕竟生了你，用他们留给你的礼物纪念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人了。接着又说，叫这个名字有一个好处，你要牢牢记住在你的身上的资产阶级的烙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接着母亲找出一些染料，把丝绸扔进染缸时，母亲稍微迟疑了一下，也许出于女人的本性，她也有点舍不得。她把这块纯色的丝绸料子染成了红色的，她在上面庄严地绣上“忠”字。母亲对于旧世界的改造不放过一块布料。她喊父亲过来看她的杰作。

　　父亲说了一个成语：化腐朽为神奇。

　　我看不出父亲是出于欣赏，还是出于讽刺，或者是妥协。我盯着父亲的眼睛看，父亲手中批改作业的红钢笔就掉在了地上。他低下了头，我的眼光让父亲迅速萎缩。

　　我穿着花布衣服上完了小学，可以说她度过了衣食无忧的童年。母亲总让我穿得干干净净的，她说你是革命的后代，不要给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母亲说这话的感觉好像她就是社会主义。在穿衣服上母亲总是向着我，那时学校搞演出活动，都要求学生穿白衬衫蓝裤子。我的白衬衫是用商店里买来的白棉布做的。弟弟的白衬衫是用化肥包装袋做的。母亲找来两只化肥包装袋，在碱水里一遍遍地搓洗，弟弟衬衫的后背上总有隐隐约约的“株式会社”或者“尿素”的字样。母亲晚上演出结束，团里会给演员发一只油饼，母亲舍不得吃，晚上回来就把半拉油饼放在我枕头上，用马粪纸包着，油渍渍的。

　　后来大街上出现了不穿棉布的人，那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确良”的出现。随即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人走进了我的家里。他也穿着一条铁灰色的涤卡裤子，和刘苏子的新裤子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