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整个文化领域给人以一种严重的转型期混乱感，整个1990年代同1980年代一样，那种热闹可以看做是目前中国精神文化领域集体狂欢的先声。要想单独评价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本文将要提到的二王也都曾经并且目前依然是公共领域经常聚集眼球的人物，单独评价他们依然是困难的。

　　王朔：一个病态时代的产物

　　在一个社会的气象潜在地、隐性地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人物往往容易凸显出来，王朔正是这样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领域的突出人物。因为王朔写作方式上的直接和贴肉感，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王朔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王朔在那样一个年代的文化环境中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初步成功后的窃喜。熟悉王朔作品的人都知道，在王朔的小说里并不能看到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仅仅是一种贴近或者重合于时代的一种潜在运行的精神气质，一种转型期扭曲的价值趋向，这种率性和直接的市井表达所产生的心理暗合正是王朔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整个大众文化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个词语可以比较恰当地表现整个时代心理：“玩世不恭”和“无聊感”。这种“玩世不恭”的情绪方式和行为表现以及作为延伸的“无聊感”正是一种巨大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整个80年代末和90年代，确切地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价值转型期的严重不适感。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无聊感”在王朔的小说中得到了非常直接的表达，王朔只是通过他本能的体察来直接地反映这种典型的特殊时代的特殊心理状态，他的系列作品都是在不断地传达和揭示此种精神现象，用“时代的产物”来定义王朔小说以及王朔现象的产生是准确的。

　　王朔只是一个小说家，他何以成了某个时代和阶段的精神领袖？

　　因为王朔的敏感和直接，造成了王朔作品中在时代精神气质表达上的“贴肉感”，弥漫在其小说作品中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那种放肆的调侃、嘲讽、解构、破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精神亢奋，以及这种亢奋的狂欢之后的幻灭感、无聊感，更是完全地暗合了一种无奈中的消极对抗、流氓作派和痞子精神。

　　形容王朔最多的词语是“文化流氓”，或者说是“无知”，王朔现象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的严重分野和对抗。这种对抗中，作为民间精神的鲜活的舞蹈相比作为“知识分子”的呆板的舞蹈，当然更能赢得眼球和喝彩。王朔通过其小说所传达的对各种精神领域的“伪君子式的存在”的积极对抗，正是整个1990年代大众的需求。因此，作为“启蒙者”的王朔，在1990年代更加赢得了暴发户式的成功，他成了一个显赫的公众人物。当然，王朔的小说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层面的，然而这种通俗读物却真正满足了时代对文学的需求。王朔是一种病态的产物。

　　王朔在自己的小说里不断地重新解释各种社会行为和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王朔的小说里，主人公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没劲！别拿我当人！我就是一流氓！等等。这些对世界的消极反应以及对自我的无限贬损正是整个1990年代人在其自身尴尬处境中的最强烈的反抗。在作家中，王朔在这点上是体会和理解最透的一个，王朔靠感性、自觉和直率获得了成功。

　　生活的戏剧性和荒诞感变成王朔笔下人物的一个个调侃，这种调侃最终成为汹涌泛滥的大众精神狂欢和超级娱乐方式。就文学来说，说王朔的出现划分了两个时代，是不过分的。这时候谈论王朔，他的文学成就高低已经无关紧要了。

　　由于王朔的忽然成功，导致我们永远不能单一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王朔以及王朔现象。也正是王朔这种暴发户式的成功，导致王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怪胎型的人格，姑且称之为“王朔型人格”。这种“王朔型人格”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泛滥。我们几乎能感到最初成功之后的王朔的得意、不安和尴尬，此后的自嘲和自损成为王朔在公众领域的常见方式，这种首先将自己置身在“不死之境”的做法导致王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当然也导致他“过气后”的严重心理失态，这种复杂的焦灼往往会杂合出一种貌似“上了境界”的状况。

　　王朔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我是你爸爸》，在我看来是一个高度，此后的《看上去很美》开始大失水准，“王朔复出”俨然已经被“感觉”成为“王者归来”。年轻的读者由此可以感受到王朔当年的辉煌，然而王朔放言“《我的千岁寒》年轻小孩看不懂”，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张，正如电影《梦想照进现实》所标榜的前卫一样惹人发笑。

　　《我的千岁寒》当然有成就，可以看到王朔这些年是想了些事，然而这些“事”显然让王朔更加混乱，而不是走向通透、清澈。这是传说中的“狂禅”吗？不是，这是茅山穿墙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