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人拼命抬举王小波的思想，在我看来，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杂文里)远不如他的小说迷人。王小波地下有知，一定会举手赞同我的看法。他自己生前说过，讲道理和写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说的艺术》)

　　王小波自己定位他的小说是“黑色幽默”，也列出了他认为最有成就的现代小说家：卡尔维诺、尤瑟娜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我看来，他对两位女作家(尤瑟娜尔、杜拉斯)的欣赏，主要是语言上的；说到“虚构之美”、“无中生有”，卡尔维诺和格拉斯才是让人无法不膺服的大家。

　　中国的史学传统太过发达，小说的想象力自来贫弱，按照鲁迅的说法，六朝文人纵然听到鬼怪故事，也把它当实事，老老实实地记下来，宋以后的拘泥格致，动辄讲理，更不必说。文人想象力的昙花一现，只有唐，所谓“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对于唐代人这个特点，后世颇有人不高兴。如元人虞集就说，唐代的前辈虽然有才，但不去研究“经艺道学”，“徒知好为文辞”，吃饱了没事干，“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你讲一则，我诵一篇，全是胡说八道。在虞先生看来，食君之禄，应该多多写文章，讲道理，才是文人的正途啊。

　　唐人的这种喜欢无中生有的习性，正合王小波的脾胃。他于是由唐传奇中借来一些由头———我不禁想，为什么喜欢想象与狂欢的作家，总喜欢从历史中借出由头？是否因为历史本身虚无飘渺，比较适合胡说八道？反正卡尔维诺让马可·波罗为蒙古大汗忽必烈讲述东来所见每一座城市，王小波则让李卫公在洛阳城里开始他的流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