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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博客上读到陶东风的一篇奇文，名为《赢者输：易中天-于丹现象解读》。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从法国左派学者布迪厄那里寻找理论的支撑，以表示他的不偏不倚。他认为，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场文化资本之争。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具有抵抗市场等外部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参与者在其中争夺的是专业人士的认可和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追求的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布迪厄认为，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获得成功的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抵制，不被承认。这就是著名的“赢者输”逻辑。
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陶东风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被看作“学术掮客”而不是“真正的学者”。他说，“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的利益之争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其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但在同行中输了。”应该说，陶东风的文章在逻辑上比很多人都强，但是，他太急于拿理论框架来套现实的东西，根本忘记了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布迪厄的观点，也许适用于今天的很多学者，然而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出于学术而是出于对正义和良知的敬畏。作为被《百家讲坛》一手捧红的于丹不是一个学术人，她是明星，但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明星，我们不会拿学术的要求来要求她，但我们的行动，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思考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社会。因为现实中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社会，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停止其批判性。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知识分子当然也要吃饭，但学术只是知识分子吃饭的手段之一，学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学术来获取面包，也可以通过从政、经商或其他一切正当行业来获取面包，知识分子不应该被概括为生产者，而是思想者，生产是为了思想，生产是手段而非目的。没有批判性与超越性的生产者，不论他是属于“有限的文化生产场”还是“批量的文化生产场”，他都配不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根本问题是“麦当劳世界”的文化弊端，我们在为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这种精神境界，布迪厄及其追随者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正如一个用科学而不是用灵魂去理解宗教的人不可能去信仰宗教，一个把文化想象成生产场的人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都产生于那些伟大的心灵，文化在他们那里，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用生命谱写的。
在《赢者输：易中天—天丹现象解读》一文中，陶东风最后说：“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领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领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这才是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在这里我想说：民主是为了实现自由，但民主如果没有制约，从而形成绝对民主，就将变成自由的最大敌人。目前的情况，恰恰正是在文化领域的民主没有得到制约，从而文化本身丧失了自由。布迪厄的理论也有一个价值，那就是描述了在很多地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把批判性与超越性，不再把良知当做第一位的东西，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生产者”。这种心态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前兆。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坚持，弘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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