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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我们的诸多的责难中，有一位“深海明灯”网友的观点引起我的注意。在我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只需要1万个人真正理解，而现有却有100万个人误解，那种危害要大得多”时，他义愤填膺地说道：“也许你就是那1万个人真正理解的，我们就是那100万个人误解的。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实质就是，上面总是对的，而人民总是愚蠢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阶级总喜欢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才是对的，你们必须臣服于我、必须心存敬畏、不能挑战王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离经叛道的人必须予以剿灭。而民主的实质恰恰相反，就是要体现那100万个人的意志，而不是1万个人的意志。人民的眼睛才是雪亮的，统治者永远是被监管的。”这位网友对于传统充满误解，在此我不拟展开。本文只想探讨民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是民主？翻开任何一部政治学词典，它都会告诉你，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建立在所有公民都有投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民主理念的最早实践开始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城邦。在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只要有公民资格，就天然地拥有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这种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应该正是深海明灯同学所向往的民主。
赞同绝对的、多数人的意志的统治的民主，是西方政治精英的一个抹不开的情结。比如卢梭，我们近代中国人误以为他是西方自由派的代表，拿他跟屈原相提并论，将之译作“卢骚”，连柳亚子都要赶时髦，把自己的字改作叫“亚卢”。然而这位卢骚人对个人的自由的排斥不遗余力。他唯一关心的是所谓的“公意”。他的逻辑是，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但即使是这样狂热的一个绝对民主的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向往的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只可能在小国寡民的国度才有可能实现。
从卢梭到深海明灯同学，都认为公意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深海明灯同学说这就是民主的实质。然而，我想问一句，假如包括深海明灯同学在内的100万个人，经过投票认定，包括徐晋如在内的1万个人应该被送上火刑架，这种公意是合理的吗？这种情形尽管极端，然而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在小国寡民的古代以后，就再也不曾在实践层面给人类的进步带来好处？为什么所有人都有权利直接参与政治，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是带来了多数的暴政？为什么多数人所认同的于丹，其结果不是带来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更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误解？
还是让我们回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而且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前提的：①在古希腊，人只有成为城邦的成员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古希腊城邦，没有个人主义的概念，只有作为城邦成员的公民概念。个人的利益和城邦的利益是一致的。②在古希腊，民主不是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舞台，而是许多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的人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寻求达至共同利益的最佳方案。(见李强《论两种类型的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第8页，三联书店1998年11月出版)而现代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古希腊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高度同一的情形，因此，除非小国寡民，绝对的、直接的民主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悲剧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对于民主这个词，埃德蒙•柏克更愿意称之为代议制。
这种民主，是建立在社会多元主义基础之上的，体现分权原则、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它并不要求公众直接参加公共事务，而是通过公众选出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按照深海明灯同学所向往的民主来构建我们的文化秩序，其结果就是，多数人的意志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深海明灯同学的自由，不但不允许存在徐晋如这样的反对派，即使是像深海明灯同学那样的个体，也岌岌可危。因为他并不能保证自己就和“多数人的意志”完全一致。
因此，民主必须首先是自由的，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当我们在为捍卫人的尊严而战斗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捍卫了自由的尊严，也捍卫了民主的尊严，而深海明灯同学的言论，恰恰是要把民主引向多数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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