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问画家陈丹青，“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教育家？”

　　陈丹青举了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三点半”政策：下午三点半后，所有学生不许留在教室里，必须出去运动，出去玩。张伯苓本人就常和学生一起打球。

　　张伯苓常念叨一句话，“孩子们就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

　　这让熊丙奇想起了他在一所小学的见闻：课间10分钟，八成的学生不离开教室，老师说，“在教室里呆着，别出去惹事”。

　　“这就是教育家与教书匠的差别。”熊丙奇说，前者是真心爱孩子，恪守教育规律，后者只能算是“管教”，只为了“别出问题”，为了省心。

　　今天，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呼唤教育家精神研讨会上，众多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家”并未达成统一标准，但所有人都提到了“教育家必须爱教育、爱孩子”，并且把这放在了第一位。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教育家要和教师、教育劳动模范、教育管理者区别开来，必须具备5个条件，一是执著地热爱教育——一个不爱教育的人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

　　“成为教育家归根到底就是两条路：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刘道玉说，“但是现在的大学校长、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有几个人潜心研读过教育学的经典著作？”

　　刘道玉指出，国际上普遍认为，教育是一个最大的实验场，人的个性和教学的艺术需要随时改变。“现在的情况是，有教育舞台的人不实践，而想实践的人又没有舞台。”刘道玉认为，这个悖论不解决，今后很难产生真正的教育家。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并没有涌现多少教育家，应该从制度、体制等方面找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教育界忌讳提教育家。在这种气候下，哪来的独立思考、哪来探索和创新的空间？”郭永福说，直到去年和今年，温家宝总理两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教育家”，教育家这个词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

　　郭永福认为，现在一些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管的太死、干预太多，导致校长、老师只能戴着镣铐来跳舞，很难通过创新，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特色和风格。就业压力等社会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家的成长缺乏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