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别和性少数派，例如：配偶交换(swinging couples)，分男女角色的女同性恋者(butch and fem lesbians)，虐恋男同性恋者(SM gays)，皮装女同性恋者(leather dykes)，女装男同性恋者(denim queens)等等。这些性少数派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制、受歧视的地位，因此成为第二次性革命的主力。这次性革命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性生活有多种形式，把任何形式视为变态都是荒谬的，它们最多只能被称为“少数派行为”。

　　虐恋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表现为它的创新性和实验性。当福柯被问到对当今世界“变态活动的泛滥”(主要指虐恋、黄金浴等)的看法时，福柯说：“我要说，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普及的实践。我要提出下列假设：有这样一种文明，在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认为两人关系决定于一方是否降服于另一方，所有的兴趣和好奇，所有的心机和手段都是为了征服别人，和他们上床。而现在，性机遇变得极为容易和丰富，就像当代的同性恋那样，更复杂的关系只是在事实之后。在这种偶然遭遇的关系类型中，只是在做爱之后人才会对对方产生好奇心。在性活动结束之后你才会问你的伴侣：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这时你所拥有的是这么一种情况，所有的能量和想像力，也就是异性恋中汇集在求爱上面的能量和想像力，现在全都投入到加强性本身的活动中来了。一种性实践的全新艺术从而发展起来，它试图探索性活动的全部内在可能性。你发现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性实验室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当作有求婚的严格规则的中世纪求婚仪式的对应物来看待。”(Foucault，1988，299-300)在福柯看来，现代的性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将注意力从求爱过程转移到了性活动本身上来，虐恋就具有性实践的全新艺术以及性实验的意义，它的目的在于探索性活动的全部内在可能性。

　　派克翰(Morse Peckham)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看来，从理论上讲，再没有什么能像虐恋一样切入人类行为的最核心处，它赤裸裸地极其强烈地揭示出人的原始动物本能。”(Thompson，6)虐恋不仅是部分人的实践，它是所有性冲动的重要组成因素的结晶，这些因素包括：挑逗、撩拨、胁迫与拒绝、控制与争斗、快乐与痛苦。

　　赞成虐恋活动的扬格(Ian Young)特别强调它的自然性和普遍性，他认为，虐恋倾向是自然的：每个人都会有性幻想。从事虐恋活动的人们只是在这方面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性感想像力，而且发现了实现这些想像的适当方式罢了。从虐恋活动中的统治屈从关系方面看，虽然这是最令圈外人不安的因素，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全都赋有攻击性的需要和服从的需要。他还认为，虐恋性活动优越于非虐恋性活动。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和高度想像力”的人才有从事虐恋活动的能力，因为虐恋是“一种相当微妙和复杂的行为模式”。他甚至做出这样的判断：虐恋活动是“性活动的进化形式”，“处于人类进化过程的较高阶段”。(Jeffreys，222)

　　虐恋是对性领域的扩展，是对所谓“自然行为”与“不自然行为”之间的界线的超越。在如何定义符合自然与违反自然的行为的问题上，人类的观念一直在不停地改变。卢梭曾经反对过手淫和女性在性方面取主动态度，视其为违反自然的行为，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手淫是自然的行为，女性在性方面取主动态度也没有什么不对；瑞奇(Wilhelm Reich)反对所有非生殖器官的性行为，视其为不自然的性为，而现代社会中不包含生殖器官在内的性行为在人们的性行为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格里芬(Susan Griffin)反对淫秽色情材料和虐恋，也是以自然的名义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而今虐恋已经开始进入主流文化。一些性指南书上已经在说：虐恋并非反常心理。一些夫妻偶尔喜欢扭打，假装强奸或扮成对方的奴隶，这都不属于变态。只是如果某人固执于某种仪式，致使性交没有这种仪式就难以顺利完成，或难以获得性快感，这才属于有问题。而性指南类的书可以被视为主流文化中最能代表一般公众观念的看法。

　　桑普森说：“在广义上说，激进的性实践是对爱欲的探索。在性活动中体验痛苦，愉悦我们的幻想，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快乐，是一种最本质的自由。从仍旧统治着我们的文化的清教主义伦理中解放性欲的潜力，我们的力比多，天生要求建立一个更清醒更宽容的社会。S/M的实践，这种由强大权力组成的性游戏，增强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对他人的意识。……从内心角度来说，S/M游戏能够治愈使人不能成其为完整的人的创伤，治愈人的羞愧感。激进性活动帮助我们扫清心理的地下室，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烦恼着我们的事情。卑微感，对自己的苛评，悲伤和失落感，家庭的拒绝和抛弃，在S/M仪式中全都浮现出来。这些极端的性感活动洗涤了过去的回忆，为无意识的地下世界到充满光明的地上世界提供了沟通的途径。”(Thompson，xvii)

　　虐恋是所有性少数倾向中最极端的，因此虐恋者处于大多数人性活动方式的边缘位置，但也正因为同一原因，他们的实践才能够提出关于规范的限度的问题：性活动的边界在哪里？人追求快乐的限度在哪里？福柯说：在萨德那里，没有任何规范和内在的规则可以由性自身的性质对性做出规定。(Foucault，1976，149)这就是萨德的写作虽然表面看去十分残忍粗暴，令人不忍卒读，可却极受重视的原因：它蕴含的否定一切性行为规范的革命性像一道强光照亮了那些涂满血污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掩饰了它的污秽。

　　虐恋的革命意义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反叛性上。虐恋者是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结束一切压迫。虐恋活动使其实践者可以通过仪式化的统治与屈从，理解在卧室之外的世界中有权和无权状态是如何运行的，从而学会如何从事有效的政治行动。反对虐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政治上的不平等，其原因是：虐恋活动能够满足及最终解除人对压迫和被压迫状态的需要，可以实现“彻底的反叛”，这就是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参与虐恋活动的原因。

　　许多虐恋者十分喜爱这种反叛的感觉。柯丽菲亚说：“我之所以喜欢虐恋是因为它不像高雅女性的行为方式。它是一种真正违反了关于如何做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和保持清洁衣衫的一切教导的性行为。”(转引自Weeks，1985，208)她又这样谈到自己作为职业女主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理解接受性服务给我的感觉。我从小被教得害怕性，拒绝性，只是在不得不做时或作为对浪漫感情和安全需求的交换时才提供它。我被训练成应当对他人的满足负责，当别人假装从我这里获得快乐时，我要假装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了快乐。这种反叛是令人震惊和给人极大满足感的，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获得快乐，就像一种礼品。当一个不在行的在下者不称职时我不用假装我很满意，我也用不着感到自己对不起他。”(转引自Grant，235)

　　虐恋活动的性兴奋点就像性诱惑本身一样涉入了危险和禁区，其中包括角色扮演中的乱伦性质、剥削性质、不正确性、伤害性、幼稚性、倒退性等等。例如有的受虐者希望从独立的人倒退到不独立的人。一位虐恋者写道：“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理解与别的孩子不同。我能理解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微妙之处，对我来说，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错的。这是很艰难的，生活不会为此变得容易。人要为特别的能力付出特别的代价。我天生的奇异之处部分地在于贪得无厌的好奇心。我拒绝社会要摧毁我这一天赋、把我按它的需要来塑造的企图。我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是一个反叛者。”(Norman，in Thompson，276)

　　此外，虐恋是反对异性恋霸权地位的重要力量。几千年来，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一直在社会上占据主要地位，人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选择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然而，在虐恋活动中，求爱、权力、痛感与快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异性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一夫一妻制被冷落在一旁。

　　虐恋活动隐含着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瑞典精神病学家阿勒斯坦(Lars Ullerstam)说过：在我们的社会中，色情的享受已经成为那些有异性恋这种特殊形式的需要的人们的特权。对于成年人来说，性行为就是盲目的服从。让我们摆脱性特权的社会！我在此呼吁：各种类型的性少数派联合起来！(转引自Marcus，54-55)当然，这一呼吁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成功的机会还要小，因为性越轨者过于羞愧，负罪感太强，以致不敢向公众观念挑战。

　　反对虐恋的一种理由是认为，虐恋是对性革命的否定。这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虐恋是反对性行为中的平等关系的，不平等关系是虐恋戏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次，虐恋是反对偶然性关系的：当你让对方把你铐起来或捆起来时，你最好对对方有相当的了解，这绝不是“一夜情”能够做到的。因此女权主义在对待虐恋活动的态度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两性平等和性解放是女权主义运动初期的口号。女性性革命的对立面是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闭锁心理文化。而如今虐恋似乎对两性平等和性解放反其道而行之，它之遭到女权主义方面的非难是意料中的事。

　　赞赏虐恋活动的人反驳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虐恋不但没有否定性革命，而且恰恰是第二次性革命的先锋。虐恋政治的起点就是两个人(或两人以上)可以自由地自愿地从事一切打破传统限制和禁忌的性活动。他们之间的协议是：双方自愿以快感为此类活动的唯一目的。其基本条件是协议双方的权利相同。正是这一点使萨莫依斯(Samois，加利福尼亚女同性恋虐恋团体)的成员们认为，虐恋活动与女权主义并无矛盾。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应当是积极的自由，是欲望的实现，否则它将一钱不值。从性活动的多元化角度看，虐恋是个进步，因为它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的标准。

　　近年来，虐恋形象在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事态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虐恋不仅从商业角度，而且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已是唯一的处女地，所有最新鲜的东西都出现的这一领域，所以它能够成为传媒扩展旧领域和开发新领域的前沿。传媒总是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而没人做过的？还有哪些未经探索的领域？虐恋活动发展起来正因为它是新奇的，当然还因为它所具有的戏剧性。第二，虐恋已被视为所有极端性活动的代表，它因此比处于隐秘状态时具有更大的革命性和颠覆性。第三，许多专家认为，虐恋倾向很有可能就是性欲本身，它同正常性行为的区别不是活动性质的不同，而是活动强度和深度的不同。

　　虐恋活动对人类性活动领域提出的一个挑战是：人类有没有权利自愿参与被视为痛苦和伤害的活动？性活动应不应当有限制？在关于虐恋活动的调查研究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性探索、性开放和性兴奋的描写。这种关于人类性实践的描写，已经和将要把人们引导到更广阔的幻想和可能性中去。虐恋关系带来了公开的、赤裸裸的欲望的宣泄，争取虐恋权利的斗争为性活动开辟了更大的天地。

　　奥特曼(Dennis Altman)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常人的世界应当向虐恋俱乐部学习很多东西。”(转引自Segal，153)实证调查表明，在正常人的社会中，男性对男性的强奸案件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在纯男性环境如监狱中极为常见，在其他纯男性环境中也是如此。如果说虐恋幻想和虐恋冲动在男性的欲望中是那么普遍，(如柯丽菲亚所说，在女性中也同样普遍)，那么最好还是让这种欲望通过游戏和自愿的方式宣泄出来，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在监狱的牢房或军队的训练场上宣泄出来。

　　虐恋形象之所以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社会话题，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对安全的性(safe sex)的强调。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们部分或全部放弃了插入式性交。虐恋类性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不交换体液的情况下完成，因此成为最安全的性行为。尤其对于同性恋男子来说，他们需要新的性行为方式，他们通过服饰、表演和其他唤起性欲的办法来创造这种获得快感的新途径。男同性恋者通过俱乐部文化所创造的丰富的性活动，降低了快感的唤起点，将全部身体性感化了，使身体的多种部位成为产生快感之源。极而言之，虐恋活动不是一种获取性快感的方式，而是一种精神宣泄的方式，这类活动把性活动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即达到了让它仅仅发生在头脑之中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