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虚词使用不当的例子就更多了，如“鲁迅曾经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便充分表达了他的金钱观”(38页)，“鲁迅怎么回事啊，怎么每个月拿人家国民党的钱，然后每个月还骂人家国民党呢？！”(40页)，“你怎么还在人家这拿着人家的钱，然后还不老实，随便骂人家”(40页)，“这个报纸骂政府，然后这个政府不愿意报纸骂他”(40页)，“但他所谈的，其实不仅仅是连环画有何用的问题，却更是文学本身有何用的问题”(187页)等等。

　　可见作者对时下泛滥成灾的“然后”和狗屁不通的“两百”也颇赶时髦，毫不落后。

　　而最严重的是“的”、“地”、“得”三个助词使用的混乱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语言学界曾有人主张“的、地”合并，但这种倒退观点在语言实践中行不通，大家还是分辨运用，“的”仍作定语的标志，“地”仍作状语的标志。而《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这样规定的。在《正说鲁迅》中，“的”、“地”、“得”三个助词使用的混乱状况实在惊人。如(为节省篇幅，这里只列举，不予订正)“鲁迅的确是夜以继日的、年复一年地战斗着”(36页)，“这个时候鲁迅跑的是比较快的”(37页)，“鲁迅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到位、非常深刻的”(46页)，“狂人就是疯子，说的很文雅就是狂人”，(71页)，“找不到一个具体地可以负责任的人”(99页)，“但又仿佛说得就是昨天、就是今天”(108页)，“每天写一篇文章，而且评论的要好”(128页)，“他虽自己过的很好……”(128页)，“总得说来”(130页)，“带动整个语文教学能整体的前进”(130页)，“我没有过多地结论”(146页)，“胡适都很难拿的出来”(160页)，“他一路踉跄的走来”(166页)，“聪明人……慷慨大方的给予自己廉价的同情与理解”(167页)等等。

　　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少，有的该用逗号而用了句号，如“他—一面在那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的来客中寻觅着共鸣和慰藉。另一面……”(198页)，“另一面”之前应该用逗号；但“他”字后面的短横是什么意思，可就莫名其妙了。再如“如果说《孤独者》中的黑色透出阴冷。寂闷，那么……”(200页)，“阴冷”后面应该用顿号或逗号。有的该用分号而用了句号，如“吻那献身者的热唇，说明他有一颗滚热的心。但同时又冷冷地笑，说明他不是一般的豪侠义士”，中间的句号改为分号更合理。再如“生存的小品文……不是“小摆设”，更不是……”(184页)，“小摆设”系引文中的引文，故应用单引号。有的前半个引号的方向搞错了，如：总是像阿Q说”总算被儿子打了”一样(82页)。

　　但在标点符号方面更多的是在陈述句末误用了问号，如“《孔乙己》则是具体地讲是怎么样吃人？”(80页)，“他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85页)，“他们只研究鲁迅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朋友关系如何等等？”(104页)。作者只要遇到诸如“怎么样”、“如何”之类疑问代词，一般都用用问号，岂不知这些都是陈述语气，应该用逗号或句号。

　　看了书中资料、观点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这许多错误，我想，此书既在讲座的基础上出版，那么讲授时难免即兴发挥、急不择言之处，所以上述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类不恰当、不准确的内容在当时已难免产生负面效应，而成书之后，白纸黑字，面向全社会，其消极影响更不可低估，所以又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讲授中难免急不择言，则成书时就该认真修订，仔细斟酌，否则何以面对读者，面对社会？何以面对你所崇拜的研究对象鲁迅先生？你作为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又在哪里？

　　在此，我自然又联想到作者在本书中关于现在书籍质量的一番陈述：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并没有像大家今天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我们读的书不多，当然也没有读到今天那么多的垃圾书。即使在文字上，起码在排版印刷上是很难找到错的。我小时候读的书没有一个错别字，没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106页)

　　作者既然对今昔出版物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为什么自己出书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了呢？可见要实践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中国人传统的做人美德是何等地不容易！尤其是在教授、学者也难以免俗的商品时代的今天！

　　当然，这些错误不能全怪作者，出版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来，人们对报刊及各种出版物中的错误深恶痛绝，有的议论起来简直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然而错误之多，硬伤之巨如《正说鲁迅》者，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