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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在谈论高考三十年，因为今年的高考就要到了。现在读普通的大学早就不是难事，但是学生受到的应试教育之苦实在是太难描述。几天前曾接一电话，要我以高考三十年为题写篇短文，电者老Z还说了说当年高考毕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一类的话。
二十年时，已经随便写过一篇：二十年前夜路明。三十年前我确实是相当茫然地参加考试的，就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分数够得上录取线呀。那一年也是我人生最为劳累的一年，顶班当小学教员，教六十多个一、二年级的孩子，只有一节空课，每在周三嗓子就已经喊哑了，身体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差。当时我怀念的居然是插队时那种除了双抢就很悠闲的生活，虽然很苦，但只要愿意，看书的时间还是有的。而且就在当年的暑假期间，也不知道高考真的就要恢复了，因为暑期教师集中学习时，这“高考”还没有成为一个话题，当时的小学教员中，民办教师占了多数，如果有高考的消息，大家肯定是会议论不止，并且弃教而去复习的吧。高考的消息当在那年九月，也就是下学期开学后逐渐传开来，并最终从广播中得到证实的吧。而我也是从那时节开始复习的。主要就是根据当时的《安徽青年报》(？)上登的考试范围自学及复习要考的数学内容，将数学当作突破口，是因为虽然不知是考中专还是大学的文科或是理科，数学总是要考的，数学学懂了，物理化学也就能学进去。后来合作复习的伙伴又弄来了一些简单的政治题目，主要是当时的时政问答吧。还有若干个作文题，不过这些东西并没有占用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我自己开始想的是考一所中专，考上了就可以逃离那所陷在泥泞之中的小学校，但是父母强烈反对，同时他们也不支持我考文科，因为我是刚刚有了“工作”的人，考不考关系不大。当时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似乎就感到满足了，而决定报考文科也确实是在报名时一个即时的决定，就在离高考临近的日子，邻近五六里路外的村庄放映文革前的电影，还不知劳累地赶去观看也能说明心里真是没有底的，屯溪有什么好看的戏或是电影肯定会赶了去找票看。最后是根据有关规定，高考前十天请了半个月假去专门复习迎考，那十天背了背政治和语文方面的基础知识，高考那几天住在父亲所处的果园内的破房子内，那里离镇上有五六里路，我早出晚归，没有感到一点压力，每次考出来也没觉得难，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实在也相当容易。历史地理是最后考的，也是在考好一场回到父亲的住处帮助他烧饭的间隙里草草复习的。
有些事情已经写过，有的则没有，如考前因为身体虚弱，曾经花五角钱推了一针葡萄糖，考后由于眼睛过度疲劳而致出血曾到区医院检查过，后来眼膜上的黄斑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七一年读初中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四年多，三年初中的最后一年也没有像前两年十分认真，那是因为迟到的生理上的发育也终于姗姗来迟地来的缘故，当然受大环境影响则是更重要的，那年夏天去上海四姨家，在她家里看到张铁生的白卷信，自己读了甚至觉得他写得相当有道理呢，却不知道那信的宣传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的影响。当然当时数学教材上规定的内容我是完全地学懂了，可以肯定地说整个班上只有我这个数学课代表学懂了，不少章节因为时间关系和学生的接受程度，老师根本没办法讲授。我在初中时就已经开始自学，刚开始去插队时，是带了一册高中数学和一册四姨寄来的英语(文革前的函授教材)去的，但不久后意外的打击使我没信心学下去。
参加高考后，我写了封信给教我数学的黄绍琪老师，问她我有没有可能考上大学，自然是问将来，然后按计划学习当时的物理化学功课，高中化学就一册，我花了一周时间就消化了它们，那化学只要把元素周期表背下来并消化掉，一切就显得相当简单。但是在学习高中物理时感觉到了相当的难度，有些知识似乎得和试验结合起来才能真搞明白。
就在业余琢磨高中物理的日子里，传来了扩招的消息，最终这消息变成一张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中，那是七八年三月下旬了，我已经过了一年见习期，转正定级，工资从十八元升到三十二点五元。也因为我有了这十五个月的教龄，我后来师专一毕业就算直接定级了，一年未过遇上普调工资，就拿到了本科毕业生的工资，这是我工作后唯一一次“讨巧”的地方。
三十年时间忘掉的经历已不知有多少，但那次高考的一些细节仍然记着，这也和八九年八月里我写了以那段时光为背景的小说《欢乐时光》有关，虽然那小说写得太马虎，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写的，一直到九一年底因为别人约稿才拿出去发表。但仍然有不少生动的细节与情节没有能写在里面。比如那个和我同桌而考的女生，她完全可以可以看到我的卷子抄一些答案的，但估计她基本上看不懂什么，抄也难。当时考文科的人当中十有八九数学是一点都不懂的。就是后来入师专后，我所知道的除了那些分数相当高的老三届们，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数学都没能考几分，因此总分被拉下了。据说我们文科扩招的分数底线是二百四十分，班上招来分数最低的一位是二百四十一分，毕业时这位同学的成绩却是数一数二的了，虽然那时成绩已经没什么大意思，过渡时代的文科教材真正有用的知识实在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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