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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远与近
和所有的人一样，每天我都在享受着数学带给人类的福祉。先进到敲字写稿发信上网的电脑；原始到和菜贩子们计较着元、角、分。但是在自己的知识储存中，曾经学过的爱过的迷恋过的数学知识却是越来越少了，除了加减乘除，我不敢说自己现在还掌握着多少稍微深一点的数学常识。人生就是这样，你得到的并非你原先想要的，而得不到的东西当然就愈发宝贵了。最近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媒体上掀起了数学热，呼吁重视基础科学热。一天，我偶然看见央视文教频道一位数学家介绍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有物不知其数，二二数之余一，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其物为几何。这个大多数人在读书时都碰到过的趣味数学题，在当代尖端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时，脑子里自然也就翻腾开来，想起自己曾经希望学的数学来了。
1999年我办调动时，请管我们这个系统干部档案的早时的同事为我查了一下1977年冬天参加高考时各科的成绩，这20多年来当年的高考成绩究竟是多少一直是我心中一个谜，因为当年是不公布成绩的。我只在入学不久隐约听说自己的成绩不低，但每一科究竟是多少却一无所知。同事告诉了我确切的总分和每一科的成绩，其中数学是71分，比我自己原先估计的要少。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满足了。因为满分为100的卷子我只做了80分，最后那道20分的圆与方程的题目我没有做，而没有做的原因却是自己以为前面那些题目全都做对了。虽然那道排列与组合的大题我是用简单的算术推算出来的，我觉得用不上当时刚学的“高深”的知识来解答，但答案肯定是正确的。而能取得这些分数靠的是初中三年的底子和高考前三个月的“恶补”，当年的恶补可没有如今孩子们的条件，我每周有35节课要上，整日和60多位农村孩子周旋，用的只是早晚挤出来的时间，凭的是借来的高中课本和报上登的考试范围，自己快马加鞭啃着。而文革时教材整个就是乱弹琴，一年换一个面孔。如比我们高一班的教材有指数与对数，到了我们却没有了，从高中教材中下放了立体几何直线与平面，编教材的人并不在乎有几个人能学懂这些知识。但是高考范围却没有立体几何的内容，而有指数与对数，还有相对较难的三角函数，而我居然也就把那些学过的和没有学过的知识啃了一遍。而我能以不低的分数在恢复高考后被扩招为大学生，靠的就是自己抓紧时间学来的那71分呀。而且正是因为当年录取时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没有在分数和志愿面前人人平等，使得我心里长期留存着一种不满足感，促使我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候继续努力，多少有所作为。虽然那作为和数学已经毫无关系了。
少时顽劣，父母根本无暇管及到我，语文成绩总在70分左右，算术却是不错的，只要不粗心就会得满分，但小学生的满分算不了什么。到了高年级有一点懂事了，老师开始稍稍注意到我了，却又失学了。失学后准备去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所谓“有文化”，按照父亲说的就是会记工分，不至于变为文盲。他教我打算盘，因为他知道如果算盘打得好有可能当上记工员。大九九、小九九，狮子滚绣球，在那清理阶级队伍的日子里我真是操练得相当熟悉了。野了几年还是想法进了学校，那时懂事了，不过说句实话，只有数学课我才会聚精会神地听，最有趣味的是平面几何的证明题，有时还会用老师也意想不到的方法解出一些传统的难题――只是现在我已经将那些知识忘得无影无踪了。
徽州师专录取了我，――很多年后，当年录取了我的老校长对我说，那时录取你我还是顶着压力的呢。也许是吧，因为我是许多另类中的一个，那另类可不像如今的另类时髦，而是一种贱称，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寝室的老三届学长胡兄对语文有一种厌恶感，晚上睡觉打呼噜，白天上课打瞌睡，他想转到数学专业去，我也跟在他后面怯生生地提出了要求。然而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只能在自习课时站在教室外面欣赏隔壁的江南名师兼书法家黄澍先生美仑美奂的板书和精彩的讲解了。然而还是不甘心，自己去买了厚厚一本《高等代数》，啃了小半本，直到有一天倾诉的冲动，写作的欲望在心里涌动并再也遏制不住时，自学数学以成才的妄想才算是熄灭了。于是数学离我远去了，就连长夜里无数的梦中也没有数学的影子了。
现在数学在我的大脑里残存的余痕是记电话号码比记人的面孔和姓名要好一些，前年在黄山区，和中国作协的一位金书记在一块，他急于要和合肥的鲁彦周先生联系，但不知道他的电话。我脱口而出：2675＊＊＊，金书记吃了一惊，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记得这么准，一年也就通个三、五次电话了不得了。
数学确实是人类精美的诗篇。遥远的数学，包裹丰富我们生活的数学，我曾经对你那么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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