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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央视二台出现这样一句广告语，脑中突然就冒出写出几行字的念头。当然，我知道类似的话在最近的媒体频频出现。
频频出现是因为和高考三十年有关。
我想写的当然也和这有关，但不仅仅只和高考恢复有关。
1977年1月，我成了在编的“国家干部”，因为顶班，我成了小学教员，而教员是属于国家干部这个范畴的，虽然我只是一个工资最低的一个月只有十八元的“国家干部”，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见习教员。
这是命运带给我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从1976年12月29日收到母亲的信谈及十万火急的顶班消息，到1月15日正式到县教育局报到，在那年出奇得寒冷，积雪盈尺的山道上和冰结得十分滑溜的公路上往返奔波了好多回，拿文件，找初中毕业证书，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去我十分陌生的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盖章。就在一个月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仿佛天上掉下的馅饼，落在我面前了。其实母亲决定让我顶班，我没有考虑就接受了，主要还在于自己当时正陷在因为对前途绝望而产生的一场情感沼泽里，想不出什么办法能脱身出来。而之所以对前途绝望，则在于刚插队不久就受人诬陷，出过一次怎么也说不清楚的“收听敌台”的陷害事件。这两件事，父母和家里人当时都是不知道的。倘没有这两件事，以我的个性，我不会顶班，会将这机会让给刚高中毕业的妹妹。只是父母未必会同意。
因为这顶班，我度过了自懂事以来最为辛苦劳累的一年。
没有受一点点起码的训练，就这样去教小孩子了。是三月上旬正式开学的，教的是有六十多个学生的一、二年级复式班，除了一节体育课，全包了，甚至还包括了原先母亲承担的黑板报和大批判专栏的编写撰稿，这对我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就不能把字写端正。学校负责人说我既然是顶班来的，那就要把你母亲原先负担的事情全都顶起来。实际上几个同事的字也和我一样，写得歪歪扭扭。
一日三餐和同事一起，轮流到学生家里吃，交一斤粮票和三角钱，伙食应该说是不错的，但吃起来并不舒服，特别是在十分贫穷的学生家里，睡一开始却是没有固定的场所，母亲原先是住在女同事本村的民办教师家里的，我去了女同事说是那房子有它用，不能给我住了。我也不愿住，开始几天晚上住在教室里拼起的课桌上，这不是个事儿。后来转到教室隔壁一间赤脚医生用的医疗室里，白天赤脚医生在那里上班，晚上把那张搁着许多药瓶的反过来的黑板弄干净，铺上自己的被褥。后来在这间泥屋的中间拉上一根铁丝，白天中间用帘子隔开，里面住我，外面看病，晚上将帘子拉开。就这样过了一学年。
有吃有住有工资，照讲也可以暂时安心了。可是没多久我就怀念起自己的插队生活了，因为这教书实在是太累了，每天对着学生乱嚷，如何说话的技巧一点也没有，每到周三，我的嗓子就嘶哑了，虽然哑了，但是还得可着劲儿叫着。
也没有什么外面的新鲜消息传来，学校处在三县交界的偏僻地方，虽然离屯溪并不远，但所有通往外边的路都泥泞不堪，村子里的年轻人最时髦的是穿一双高统靴，陷在泥里也不怕。只知道当时已经抓教学质量了，要防备上面来突击检查，要准备公社和区里的统考，还可能会突击检查教师的备课笔记。
放假了，但是那时尚属于文革后的过渡时期，教师还有劳动任务，我的任务是带一批未及入学年龄的小孩子，也即现在的“暑期幼儿班”吧。因为身体太虚弱，我得了疟疾，高烧曾到四十度，血压曾低到30——70，这已经是严重的贫血症状了。
这上半年的日记所记的大多是累，疲劳，对插队生活的怀念。最大的享受是到屯溪看一场电影，所在的村子和邻近的村子也时不时会放露天电影，也会尽可能赶去看。
没有一行字涉及后来要恢复的高考。
这年八月，仍然没有什么假期，而是组织全区教师集中到岩寺镇学习培训，虽然仍不自由，但比起上半年的劳累不知舒服多少了，几位老教师上的示范课，给我的启迪也相当大，心想这小学教学也可以是十分有趣甚至艺术化的了，决心开学后好好实践一番。
培训时认识了一些年轻人，多为民办或是代课教师，但是没有人谈及高考要恢复的事情，如果当时真有那样的消息的话，有很多人是不会来接受培训的。
在我的日记中最早出现有关高考的消息已经是九月中旬了，这则日记不长，且抄在下面：
9•12星期一阴天风小
风传大学招生的事情，说是各个单位的青年都可以去考。又说今年不考，到底怎么办？不管怎么办，学习点知识，还是需要的，有好处的。以后晚上早上争取都有一个放(？)松的时间，自学文化，业务上的事情做得快一点。
身体好象长得比以前好一点了，不然，(何以)女人家看我的要比以前多一些了呢？从这一点上看问题，是非常滑稽的。
要做的事情要尽量做好，明天把黑板报办起来，谨防别人抓辫子。
我的性格中有许多缺陷，有时候尽吹牛皮，有时候尽量谦虚，真是怪事。
(想不到自己年轻时还有“尽吹牛皮”的时候，也许是词不达意吧，长久以来，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总是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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