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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这额上的星/采撷自墨蓝的天空/如陨石，闪一道光泽/点缀宇宙的荒凉/如水底沙砾/给宇宙一个快乐/小河边应有萤火/是月也，采芹于沼/当心夜露打湿了脚/苇丛中似有小花蛇溜过/又何必絮絮诉说/我是喜欢小蛇的缠绵/西风凄紧，芦获萧萧/我说我要看清你的脸/假若是睫中含着泪/又一颗星星坠入深潭
上面这首神似何其芳早年之作的诗是我父亲很年轻时的作品，诗名叫《星》，有些感伤，有些唯美，意象纷繁，可算是比较成功的仿作。
转眼间父亲逝世已经十周年了。早晨醒来，阳光已经照进了窗子，忽然就想起了这事，因为夜里梦见了他，似乎他还说了什么。自他去世后，我还没有专门为他写过什么呢。
父亲去世后，只有他年轻时的好友郭因叔叔写了两篇怀念他的文章并公开发表，还收进了他的“全集”——《山高水长》里。
父亲算是早慧之人，十四岁时初中毕业(和他同班的江南名师兼书画家黄澍老伯就大他三岁。)由于家贫，去山里当了小学教员，一年后被正式委任为另一所小学的校长。读书时就喜欢文学，乡下寂寞的夜里，他贪婪地读着邮购来的报刊，有的则是他常年在外的二叔寄来的。这些读物以左翼文学居多，发表过一些习作。可是断续都消毁了。后来凭记忆，在我们全家人的劝说下默写出了几首诗，上面那首题为《星》的诗可算是其中最长的，另外我搜集资料，在抗战时的《皖南人》杂志上，找到他几首田间式的作品和几篇战事通讯。此外在他极度郁闷的时候，也写过几首旧诗词。(其中有两句“人间尽多祥林嫂，捐遍门槛也枉然”，浓缩了那种赎罪而不得的心态，可算是过目难忘之句了。)
我曾经问过他大概发表过多少文字，他轻描淡写地说有十几万字吧。问他发表极别最高的报刊是什么，他说也就是《东南日报》罢了。
他是那个时代爱好文学却由于这爱好决定了自己一生命运的人之一，种种大喜大悲，皆由此引出，并规定好了自己的命运曲线。入过三个党，坐过三次牢，三十八岁成为右派，六十岁被改正。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一种受难的状况中度过的。
但父亲确实读过许多新文学作品，这也包括了当时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除了左翼文学，他对带有感伤色彩的作品也有着偏爱。他和我谈起过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谈过《茵梦湖》，且详细谈过《梦之谷》，当然谈这些时，我还没有条件读到上面的作品。并且由于《梦之谷》，他对萧乾的经历竟然相当熟悉，就连萧乾对周恩来的秘书杨刚特殊的感激之情都能娓娓道来。作为一名虔诚的读者，只要机会允许，他都不会放松对当下文学作品的阅读。解放以后，他有过几年安定的工作时间，虽然那时他早就无意干什么大事了，就连老友郭因劝他去合肥搞研究也一再婉辞，更别说创作的事了，他只想当好一个中学校长。但也一直订阅着《人民文学》和《文学研究》、《文艺报》这三份杂志，直到他倒霉为止。
文革结束后，他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被平反改正。这之前已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到一所中学代课，同时也恢复了他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订阅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后来有了《读书》，他想法从创刊号开始就每期不拉地读下去。再后来有了一份叫做《新文学史料》的杂志，这是他特别钟爱的读物，因为上面说的人和作品都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当时这杂志只能邮购，他当然不怕这麻烦，而且他读书时很是认真，圈圈点点，有错讹自然也会划出。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反对我练习写作。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和其论辩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哪篇作品好，哪篇不好等。我有作品印成铅字了，他自然也高兴，但仍然不忘敲警钟。对于当时的各种作品，他的审美观似乎滞后了些。如对于王安忆，他认为《雨、沙沙沙》写得好，《本次列车终点》也好，到了王拿出《岗上的世纪》乃至后来的“三恋”，他就觉得难以接受了。而对于我的小说，他说头一篇《二炳奶奶的手》是不错的，后来出来了《巨砚》，算是隆重推出，还有很高的评论，他就觉得文坛有些莫名其妙了，在他一直以为极为神圣的文坛，似乎一夜之间因为儿子的一篇作品就降低了许多。
金家琪老伯前些年写过一篇回顾抗战时屯溪木刻活动的论文，在档案馆找到当年父亲发表在《中央日报》屯溪版副刊上的文章，题目大的有些吓人：《论当前木刻运动的现状和前景》，读其内容，分明是已经大体吃透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了。1948年他和郭因等人参加了皖南游击队，因此后来也成了进城干部。他开始是人武部的秘书，后来自己要求到了文教部门，当了一段时间的代科长，后来被派去办“歙县第一初级中学”，也即现在的潭渡中学，他把学校办得很好，那几年的校长生涯是他如今还被一些人记得的主要原因，可是自己的心境却因为接踵不断的运动而越来越差，他曾经多次提出辞职，但不被允许，在整了很多人的肃反运动结束后，还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可是这次运动给他的震动是极大的。反右派运动他是学校最后一名右派，自然也是最大的一名，处理却是最重的，开除公职，在劳改农场差一点病饿死去。文革期间他一处乡村果园里呆了差不多有十年时间，记账，烧饭，喂猪，破旧的房子座落在果园中间，桃花绚烂时倒也挺美的.他住在一处极窄小的简陋的用竹篾隔开的小房内，和猪圈只隔了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每个夜晚他都在这里和《聊斋》里的鬼魂们相伴，也经常翻阅《离骚》，所挣的工分折合成人民币正好养活他自己。
父亲火化时，母亲和妹妹决定将他平时最喜欢读的一本《新文学史料》杂志和须臾不可少的眼镜一块送进焚化炉，杂志送了进去，眼镜却意外地留了下来。
有的人的一生只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和难以达到的欢乐的一瞬，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我想他在写那首《星》，用了“小花蛇”这个意象时，心情应当是比较愉快的。当然他做过一些事，给人留下的印象通常是极好的。若干年前，他是我崇拜的对象，我接触到的一些名气颇大的人物并不比我父亲高明多少，再后来，我对人对事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到父亲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善良的颇受人尊重的弱者，一个天赋相当高却了无成就的人。
无论时代前进或是倒退，父亲这样的人都注定只是那庞大机器齿轮上的一滴润滑油，这样的人在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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