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口,看着母亲从田野里一步一步地走来，一种无言的酸楚从心头升起。母亲的腰竟佝偻成那个样子，她真的很苍老了。

　　打我记事起，不知有多少次，我就这样看着母亲从村外走来。

　　最先的时候，母亲背着弟弟从田里走来；弟弟大了，母亲背着柴禾从场院走来；弟弟有了儿子后，母亲背着侄子朝家中走来；患上腰疼病后，母亲躬着腰蹒跚着走来。

　　母亲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苦中煎熬的。

　　母亲年轻时虽然身体单薄，她却用她那瘦削的脊梁硬是支撑起这个家。

　　她刚嫁给父亲那些年，家里一直很穷，她一次次地从姥姥家背馍背面背柴禾。为了多挣工分，使全家人填饱肚子，母亲从不缺工；即使得了病，她也从未撂下田里的活。

　　弟弟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红薯片子在几十里外的郑郭集上，每斤可比当地多卖二分钱。她拉着两大麻袋红薯片子，和其他三家近邻趁着月色去了郑郭。架子车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土坷垃路上走着，母亲拉着车子走在前面，在过一座木桥时，忽听脚下“喀嚓”一声，桥面竟断了。眼看连人带车就要掉下河去，母亲拉起车子，舍出命来，硬是把车轮从断裂处拉到了对岸。其他三个车子却因没法过河拐了回去。

　　母亲被独自隔在了另一岸。往后走，已经没有退路；往前走，她一个人确实没那个胆量。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告别了那三位近邻，独自拉起车子继续赶路。田野是那样空旷，夜里又是那样寒冷，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真难想像，母亲是怎样承受着对野鬼孤魂的恐惧，独自一个人在黑更半夜里摸索着走完那人生地不熟的路。

　　到郑郭时，天依然很黑，母亲趁空躺在架子车上打了一个盹，又等了大半晌午的工夫，才见有人在集上走动。她啃着从家中带的凉红薯面馒头，向人讨了半碗白开水，算是开了饭。

　　两大麻袋红薯片子只是多卖了一块多钱，当她折转车头往回走时，却被“打办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发现，他们毫不客气地罚了母亲两块钱。本想着多卖几个钱却又被罚了款，母亲连连叫苦，她心疼得一路上连白开水也不舍得买了，硬是啃着凉馒头，就着生凉水，为绕过那座断桥多走二十多里，算是到了家。

　　母亲步入中年，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的日子虽然比以前好多了，但随着我和弟弟的长大，家里的开支也常常入不敷出。父亲患有气管炎病，干体力活不行，却喜爱喝酒，常常醉倒后躺在家里睡觉，这样家里地里的农活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怕父亲喝坏了身子，没少劝他，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她气得常常眼中含泪。

　　我患病后，家中真可谓雪上加霜。我和父亲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医药费，只因家穷，等到弟弟定亲的时候，他的婚事一直没有着落。母亲看着人家儿子都娶了媳妇，她也渴望能够当上婆婆，抱上孙子，愁得常常茶饭不思，夜不能寐。那几年，母亲是农忙时累死，农闲时愁死，家中的日子也是过得一塌糊涂。

　　在她的日思夜盼中，弟弟终于娶上了媳妇，母亲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被嗜酒如命的父亲打破了——他竟患上了绝症。为了给父亲治病，全家东挪西借，可他的身体素质太差了，患病不到一年，便撇下近万元的外债去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去世后，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以前好歹靠教蒙学赚几个代课费，而后来连路也走不成了，生活一时陷入低谷。

　　弟弟两口子常年外出打工，家中几亩地的农活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不仅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还要打理弟弟的两个孩子的吃穿。

　　如今，母亲一天天的年老了，本该颐养天年的她还在整天为这个家奔波。面对被生活沉重的负担压弯了腰的母亲，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一天天地变得苍老，却找不出替她分忧的办法。

　　我不敢设想未来，万一将来有一天母亲不在了，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