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末收，梁顾野王《玉篇》始有“娼”字出现，是否意味着秦汉以前无娼妓呢？《说文》不收“娼”，却录有“优”、“倡”、“唱”和“妓”， 《说文》解“妓”为：“妇人小物也”。由此，人们可以知道：一、中国古代娼妓源于音乐歌伎，古之“倡女”、“优女”，是指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子和演出百戏杂耍的人；二、古代“妓”女与现在意义上的妓女根本不搭界；三、古代的“娼”是不分男女的。

　　夏朝已有娼妓，据载夏桀蓄有女乐、倡优达3万人，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以后，此风越刮越盛，上至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蓄女役为乐，并以蓄女役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役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伎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人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周礼》上所举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淫乐。对皇帝的家妓后世也称之为“御妓”、“宫妓”的。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所以，可以认为“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始。

　　殷商时期有从事神职的“巫娼”，是掌卜、史巫、祝的文化官，势力极大。而巫多是一些擅长口舌、工于言语的少女。这些巫女“浴兰沐芳，花衣若英。缓节安歌，竽瑟皓倡，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使当时的官吏和士大夫们沉迷忘返，君臣沉迷于酣歌恒舞，殉于色货。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最早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七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中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地的。

　　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仲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欢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当时的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缅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样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选了八十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三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管仲置“女闾”，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荣，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到了汉代，娼妓有了很大发展。

　　在这个时期，妓女的一个很大发展是出现了营妓。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妓女在秦汉以前已经出现，不过到了武帝的时候，把设营妓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而已。

　　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所以如何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设营妓就是这方面的措施之一。

　　汉朝的大将李陵率领军队出关东，把一些强盗的妻子押送到军中随军，“抑配给一些士兵当老婆”。这些女人不愿意，躲在车中不肯出来，李陵把她们搜查出来后，用剑把她们都斩了。当然，这种“抑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不过，它却是后来营妓的萌芽。

　　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或军中的。蓄养家妓的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在这些官僚、地主、富豪家庭中的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她们只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第二， 这些家妓与妾略有不同。家妓对主人多以歌舞乐曲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所以必须对她们施加各方面的训练，当然，她们也要提供性服务，这就要看主人的喜欢与需要了。而妾，则不一定需要经受什么训练，也不必有什么艺术才能，只需陪主人睡觉，供他发泄性欲而已。家妓的地位比妾略低。

　　第三， 家妓的物质生活远比一般平民优厚。这是因为，她们既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那么主人对他们也要像维修保养工具那样对待，像喂狗以肉、喂猫以鱼那样对待，以达到自己享用的目的。这些官僚、地主、富豪不仅以蓄妓妾之多来炫耀其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蓄意打扮，锦衣美食，以夸耀其地位与奢侈豪华。

　　所谓私妓，是指在城市妓院中出卖肉体的女性。她们不同于家妓，不是专门属于某个官僚、地主或富豪所有，不是对个别或极少数出卖肉体，不是专门为军队服务，而是面向社会的一切男性。她们没有这样的训练条件，而且一般男子也付不起这么高的价钱，她们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上众多的男子性饥饿的问题。由于战争频仍，也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一些将士、手工业者、商人、市民以及一些散兵游勇，都是她们的顾客。当然，私妓是有不同层次的，由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不同，私妓也有高、中、低的区别，高级妓女往往是有色有艺，文化素养很高，才思敏捷，甚至为家妓中的佼佼者所不及。她们并不随便向嫖客献身，而往往和一些上层人士，包括那些文人雅士，保持一种有一定友谊成分的此唱彼和的交往。这种妓妇女和嫖客关系决不单纯是性交关系，而可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成分，甚至有爱情的成分。当然，这种高级妓女是很少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虽然私妓已经出现并较春秋时期有所发展，但由于这时商业经济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市民队伍还未形成规模，都市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所以虽然家妓在上层社会相当普遍，而在市井商业性的卖淫现象并不普遍，只是到了六朝时，当时中国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的城市中，私妓才较为活跃。

　　以风雅著于史者，莫过于唐之青楼。这个功劳首先要归于开元年间的唐明皇。《唐史•礼乐志》称其“玄宋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由于明皇对声色歌舞的特殊喜爱，宫中除盛设乐妓(当时宫内女子总数已达4万之众)外，还在东西两京设宫外左、右教坊，以作为后备役宫妓。以此看来，唐时官吏盛行妓乐，凡宴饮必召妓侑酒，“视声妓丝竹为固有之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这个现象中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因素。唐时官吏，多文人学士。自武则天开科取士以来，皇家通过科举这一公平竟争的途径，把社会精英通通吸纳到了官吏队伍中，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重视；明经科取儒学学者，进士科取文学和时务对策人才。从这两科出身的宰相在唐朝达142人，以致社会认为“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不以为美。”(见《通典•选举三》)官吏的高文化素质，在狎妓中必然表达为高雅的审美趣味。先有“市场需求”，后才会有“适销对路的商品”。 《开元遗事》中说：“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游谒其中，时人称为风流薮泽。”

　　新科举子所以必到平康坊狎乐，是因为“大中皇帝常游北里，朝士宴聚，亦多在此。”孙棨《北里志•序》中说

　　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谐，如不惜所费，舟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 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排次，良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