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人物中向无正派反派之分，从不惮烦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所谓“戒”，不在戒色，而在戒心——或可免于人性的残酷。而李安说，这部电影有他最复杂的情感。也许，比张爱玲更复杂。因为他还说，如果这一代人不去做，下一代人就做不了了，那一段民国史就将湮没。他的笑容那么慈悲而压抑，他一定做得到。

　　已经都在谈论这部电影，以及这部短篇了。张爱玲的这篇以丁默村刺杀案为本事的小说，本是一个偏门，却一定会因为李安版的解读引出很多话题，成为一段时间的热门。

　　不同的人会从这个热门里找到自己的high点。刚刚看到龙应台的文章，丁默村在处决郑苹如之后一年，被国民政府成功招降，“伺机立功，协力抗战”，却在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决。龙应台看到的是历史的幽微，叹息。八卦杂志关心的是，电影中30多分钟的床戏，梁朝伟和汤唯是否真做，深一点的，会讨论身体的工具性，它是属于演员本人的还是角色的。文艺爱好者想从作品的草蛇灰线之间，找出这如何是张爱玲的“忏情之作”，如何是她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放下胡兰成。对于那些希望从中找出普世性的时髦路线来说，人是什么、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如何选择、人的复杂性、情欲与理性、男人与女人，将会被敷衍出长篇大论。

　　这是一部藏比露多的小说，其间涂改反复近三十年，夹藏着张爱玲欲说还休的情感纠葛矛盾，隐于不言，细入无间。这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只不过半天时间，从麻将桌回到麻将桌，却经历了一个血腥与温情的跌宕。总篇幅仅一万多字，时空的转换与交代，一个一个的片断，像极电影的蒙太奇。如此紧凑、严丝合缝，仍旧是以人物的心理为叙述推动力，中间却留有大片空白，为读者留下想像空间，以及误读可能。李安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解读途径。

　　张爱玲到底想说什么呢？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与大她15岁的胡兰成缔下三年婚约，此时，使君有妇，并有赫赫“汉奸文人”之名。张爱玲心中若有春秋大义，断不会如此选择。他送了她一件皮袄，她穿在身上，摸着自己冰凉的鼻尖，觉得像狗。这几句话透着她孜孜的喜悦以及被爱的需要，透着小女人的自怜与温柔。小说中，王佳芝卧底汉奸易先生，这个学生爱国组织的业余特工，却一刹那爱上了自己的“猎物”：“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她们都是在之前的生活中缺乏温暖与爱的人：张爱玲暴戾的父亲与继母，传奇的母亲，那个阴郁的缺乏温暖的大家庭；王佳芝从来没有恋爱过，不知什么是爱，在第一次刺杀失败中，为了装扮已婚妇女，失身同伙，却受到大家的怪异的目光与疏远——即便同伙里也是没有温暖的。

　　1945年，日本投降，奔涉于逃亡途中的胡兰成仍旧拈花惹草，风流不断。一方面接受她的资助，一方面面对她的责问毫无惭色。1947年，当胡兰成终于过劫的时候，张爱玲方才道了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被爱情灭顶的女性，在关键时刻总会心软。最终极占有的爱，总是以惨痛的付出为代价的。王佳芝的爱更极端一些，“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男人会是什么样的呢？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掩饰不住的得色和自喜，一次次地负情，一次次地唯有得色。张爱玲于他，她的贵族出身、她的才情、她的深情，在日后成了他自抬身价的一个托儿。当张爱玲用小说对丁默村案进行心理解释时，胡兰成的自私与冷酷，成了她对易先生心理描摹就近取譬的原型：“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平生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着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王佳芝在最后一刻“强烈的感情”成了易先生平生里的一件装饰。以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我们又如何安放得下这样残酷的付出？

　　人，就是如此复杂。在那样的处境中，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将错就错。所谓“忏情”，大概如此。

　　但李安版的《色，戒》，却让易先生流露出一丝温情，据说，电影中易先生在签署处决令的时候，拿笔的手是颤抖的，从而我们得知他的内心是挣扎的，温情羁绊着他职业与性别中的冷酷；他还坐在他们缠绵过的床侧，落寞而神伤。这让他不如张爱玲笔下的易先生阴毒冷酷。大概是因为李安的男性身份，也大概是因为李安脸上常常挂着的忧愁式微笑，或者是因为他是张爱玲和那段历史的旁观者，更容易比当事者“懂得”。

　　等等，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的爱是如何在那尖锐对峙的刹那涌来的呢？张爱玲的小说中只露了一句，“到男人心里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30多分钟的床戏填充了这个“爱”中间的空白。易先生“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王佳芝处境更险。性，是身处乱世与朝夕难测处境的释放，以易先生的欢场老手经历，能认为她“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其间会有怎样的信任与给予？这30多分钟应该是李安的再解释。也应该是李安的“温暖”所在。

　　张爱玲的小说人物中向无正派反派之分，从不惮烦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所谓“戒”，不在戒色，而在戒心——或可免于人性的残酷。而李安说，这部电影有他最复杂的情感。也许，比张爱玲更复杂。因为他还说，如果这一代人不去做，下一代人就做不了了，那一段民国史就将湮没。他的笑容那么慈悲而压抑，他一定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