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一个仅有中专文化的青年，因为自己打小就爱文学爱得要命，这些年，倒也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各类文字几百篇，是我们县小有名气的乡土作家。

　　2002年夏，我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中央驻皖的一家新闻单位招聘记者，便兴冲冲地赶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员看了我厚厚的作品剪贴本后，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基本上算是通过了面试，他答应与我每一年签一次签合约。

　　我所供职的，是一家中央大报驻皖的记者站，站上有十来个人，除了站长和一名正式记者外，全是聘用制的人员。起初，我对这一体制也没在意，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招聘就招聘吧，反正大家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可上班没多久，我就发现，我们这儿除了他们俩外的每一个记者，都没有工资可拿，都在靠“新闻讹诈”昧着良心挣一份可观的收入。

　　在我们这儿，每个签约记者每个月都有得给站上上缴一定数量的现金，也就是“有偿新闻”或“有偿不新闻”的“讹诈费”，从数千到数万不等。到了月末，大家再按比例从中领取所谓的报酬。上缴的越多，返还的提成也就越多。这有点儿像工厂里按件计酬的工资制度，颇有点按劳取酬的味道。我们的任务，便是怀揣站上发给的“采访证”、“介绍信”，采访机、摄影机，猎狗似的到处寻找新闻线索，专捅一些基层政府和企业的“娄子”，发现问题后，明察暗访一番，然后再写出稿子给他们看，以曝光相要挟，暗示对方拿钱来摆平。

　　在我不到两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也伸张过正义，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事实上，在我伸张正义的同时，也是冲着人民币而来的。一般说来，被我们盯上的讹诈对象，基本上都会权衡利弊，花钱消灾。毕竟相对于钱来说，乌纱帽和前程还是更重要的。但也有个别“不识时务者”或自恃树大根深，或“死猪不怕开水烫”，对我们的“善意提醒”置之不理，我们就毫不留情地登报曝光……读了这些报道，不知情的读者们一定会说我们是些好记者。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倒霉，只缘他们“不识时务”“太过自信”啊。

　　我们记者站的站长，是个资深记者，也曾是个令人钦佩的有良心的好记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领导我们搞一场新闻界的腐败。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他才好。实际上，干我们这一行，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在采访中，被人殴打、谩骂、夺走相机，也不是没发生过。有一次，我们几个在暗访一家企业的违规经营时，被几个保安围殴，相机被摔坏，手机不知去向，也受了点皮外伤。我们中的一个记者就更惨了，他被人差点殴成残废。

　　在做记者的那些日子里，我也认识了不少其它媒体的记者，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在这个群体中，的确有很多一腔正气、不畏强权、疾恶如仇、敢于伸张正义的好记者，但像我们这样拉大旗扯虎皮、见利忘义、挖空心思中饱私囊的所谓记者，也绝非个例。

　　在那些日子里，我凭借自己的一枝秃笔，昧着良心东奔西走上下蹿跳，比我的父老乡亲们从土地里“刨”钱要容易得多。但，越到后来，我却常常莫明其妙地心惊肉跳，甚至彻夜难眠。我在心中问自己：你为社会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你有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吗？你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哪里？

　　这样想着，我就真的无法再容忍我自己了。2004年的初夏，在第二个签约还没有签前，我也不再心痛什么面子了，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记者站。我知道，离开这个职业，我的生活状况也许会大不如前，但我的良心会得到安宁，我的灵魂会得到慰藉的。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