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历史现场”的道路上，特别是，在营造整体时代氛围的努力上，大概没有谁比李安走得更远。上海老街，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办公桌后侧的钟馗雕像，女人身上的旗袍和微微上翘的嘴角，电车，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

　　龙应台欣赏这种修复记忆、抢救已经“式微的历史”的努力。

　　她说，李安是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

　　一片树叶，如果放置在特定的场景，其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当足够丰富。记录树叶，留住历史，这样的传统既是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薪火不绝绵延不息的根基所在。在这方面，龙应台和李安一样，都在细心收藏树叶，都应该得到我们格外的尊重。

　　只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求证精神”和“精准态度”真的那么可靠么？那些细节上的“真的尺寸”能够承载起大时代下各色人等的心底波澜么？男人女人的肉帛相见眼神对峙情欲缠绕爱恨交织撕掳不开抛掷不去……真的能够传达所谓“普遍的人性”么？

　　先说情色。在传说中的若干场高难度两性身体对抗中，古老的情色再一次成为众口相传的母题。仅就目前能够看到的片段以及“上下文”推断，倒是能感觉到一些张爱玲所说的男女战争“尸横遍野”的意味。“王佳芝，你上来”的台词几乎就是一种登上祭坛前的判词。

　　顺着王佳芝的眼神，我们可以看得很远，几乎可以照见乱离时代女人的共同命运。身体不是自己的，照例，爱情也不是自己的。旗袍裹住的，是大时代洪流中飘忽的影子。因为这种飘忽，其所找寻并守住爱情的努力，即便是在崇高的旗帜下，一样显得那样苍凉而不确定。

　　问题的吊诡或许正在于此。色，似乎从来都是作为“诱”的工具难以具备本体的独立品格。千百年来，其争取独立、通往“情”的努力每每失落于时间的黑洞。即便偶有所得，也往往在两情缱绻、终难长久的谶言中，坠入“空”的境界，正所谓“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不能说邝裕民和王佳芝没有爱，只不过在民族大义和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下，这种范蠡—西施模型的爱再也没有了古典的美和柔软。他们之间的残酷和由正剧流入闹剧的结局告诉我们，在凭借女人的身体复国之后，西施的真实遭遇是什么，“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

　　而易先生悬挂于晚上十点钟的那一滴清泪，与他挥洒在王佳芝身上的汗水和什么比起来，很难说是假的，也很难说是真的，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真幻两忘。在真与幻的撕扯中，隐隐约约，“情”似乎真的出现了，但这样的“情”的现身却是以色的彻底毁灭作为代价的。

　　再说人性。表现了普遍的人性，似乎并不就是对传统道德的僭越。张爱玲在《惘然记》的卷首语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事实上，影片中这个故事结构与古今中外许多历史故事、现实图景都是同构的，比如很多论者都提到的前苏联作品《第四十一》，我国抗战时期女英雄郑苹如的故事，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西施浣纱的故事。这也是影片因此显得有些陈旧、甚至老套的原因之一。

　　故事老套并不妨碍意味传达，基于“错位”产生的戏剧冲突往往更能展现人性深处的闪亮和幽暗。人是生存在两极之间的动物，一方面是理想，一方面是阴暗；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一方面是无限，一方面是有限。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神魔混杂的两极之间挣扎与摸索。

　　在挣扎与摸索的过程中，我宁愿相信，众生是平等的。革命青年邝裕民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冲突，汉奸头子易先生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心理冲突。我们需要做出抉择的是该不该表现易先生的两极挣扎，而不是判断他有没有可能出现两极挣扎、灵肉冲突、理智与情感的激荡。

　　这些年来，我们往往呼吁“还原历史”，只是，当一个毛茸茸的充满质感的有些可疑的故事放到眼前时，还是习惯于首先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基础上，首肯或者否认这个故事。李安讲述的这个故事遭到论者的质疑，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先行的问题。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表现亘古以来、直到现在并将不断持续千夫所指下去的汉奸形象？表现汉奸的人性需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才不至于得到“美化汉奸”的恶谥？在艺术形象上边投注的热情是不是就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态度？

　　一般人往往以“宽容”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其精神根脉大致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说法就是后来哈耶克所概括的“把人当作人尊重”。可问题是，任何宽容，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和共识，逾越了这个底线和共识，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

　　影片《色，戒》的遭人诟病，在我看来，大概是因为易先生的人性闪亮超过了人性幽暗，而邝裕民的人性幽暗远胜于其人性的闪光，从而使得人物关系发生倾斜。传递到观众那里，也就不仅颠覆了他们习惯中的汉奸形象，同时还突破了他们所能容忍的是非的心理底线。

　　这样，李安以及他的创作团队越是在易先生身上投注热情，越是强调历史现场的真实可感，越是希望通过男女最原始的举动来展现双方的内心世界，也就越容易产生相反的效用。尽管，这样的热情可能仅仅是出于艺术家创造的热情，并不天然地指向其本人的政治态度。

　　要之，正如有论者所说，《色，戒》并非要抹去抗战中我地下工作者甚至是我们国家民族悲壮抗击的历史底色。它不过是对于大时代下各色人物的一种比较个人化的记录而已。因为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它所产生的震撼和所引起的不适几乎是同样当量的。(作者：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