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刊登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铅印小报《山花》上的就更多了，第三期上有与谷溪合作的《赞歌献给毛主席》，第五期有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第七期的小说《优胜红旗》，第九期有诗《老锻工》，第十五期只登了他的小说《基石》，第十八期有小说《代理队长》，体裁上，由诗歌向小说过渡。

　　路遥不停地创作，知名度越来越高。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载《〈山花〉是怎样开的？》写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50余首，其中有6首在报刊上发表。”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介绍“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路遥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如王恩宇、师长泰、王百龄、刘羽升等，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回乡五年，路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是众所公认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华，写东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难，也众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学，都乐意接济他，吃饭自不待言，借几块零钱，他不记起还时，也就免了，继而进化到想方设法让他吃公家，有资格办会议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种文艺调演，他是从始至终的工作人员，别人未到他先到，结账时，县文教局副局长惠明清还不忘给他留几张饭票。政工组编诗歌集，当然用得着他，编歌曲集，也把他扩大上；甚至党校组织出外参观，校长白光明找个理由也把他捎带上，去更红盛了的吴堡，过黄河大桥，涉足军渡；上榆林，进毛乌素沙漠，入沙柳丛，《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这样触景生情的。

　　那时候的政策，农民身份的路遥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不光不交伙食费，每天还有六毛钱的误工补贴，肚子混圆了，零花钱也赚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也在逐步实现，抓紧时间看书，抓紧机会观察社会，认识人，文化馆、宣传部、中学图书馆的书报，还有熟人的书籍，能抓到手的，就马上装进他那从不离身的、半新不旧的、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帆布挂包。他借书报，有个特点，就是不大讲信用，主家讨还时，回答说丢了，谁把他也没办法，再碰上新的，硬缠死磨又要借，不给借吧，念其勤奋好学，借吧，担心其再借仍不还。为了观光名山大川，在贫宣队时出差，他故意把车票买错，饱览了中条山的满山红叶，归来还津津乐道地向队长介绍“经验”。

　　路遥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关照，刘家圪崂大队，城关公社，直至县革委会的领导，都偏爱他。一九七零年招工，在众多县局级领导干部的插队子女竞相跳农门的当口，居然戴帽下达指标让返乡青年路遥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名额竟按照路遥本人的意愿，转让给了与他热恋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谨防鸡飞蛋打，他呢，坚信不疑，孰料那个女的进厂不久，即投入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官员的怀抱，无情地将订亲纪念物——一块锦花被面邮退回来……时隔不久，另一位女知青，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占领了他那块爱情的领地。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远的笔名发表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后被收进《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为了促成路遥和林达结合，谷溪想方没法将林达由关庄公社妇干调来县委通讯组搞通干。创作组在县城、新胜古、贾家坪等处举办业余文创人员学习班，总是同时抽调他俩一起参加，采访实习，有意无意地将他俩编入一组，路遥程远，笔名对仗工整，志同道合。几年后，他俩给自己的独生女儿取名路远，熟人尽可察知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