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王玉德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卫儿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教书。在生产队里，教书是头等美差，活苦轻，工分加补助，有条件学习。若还不信，你看与大队主任或书记沾亲带故者，只要稍识几个爬爬字，哪个没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有人担心，卫儿是造反派头头，怕不宜重用，大队书记刘俊宽和主任郭清俊不怕，不吃皇粮，老镢把谁还能夺得去，几句话，形成一道决议，打发一个人记上工分到城关公社汇报。书记是许世斌，和卫儿一起闹“文化大革命”的，他准保批。果不其然，红印执票拿回来了。王卫国没耕几天地，就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

　　村里掌权的重用王卫国，县上办事的也给他谋出路，明明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县上通过公社却调这个“老贪农”参加进驻百货公司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宣传将近一年，熟人揶揄他是“贪宣队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可有成，舍此别无它途。还有行家补充，文学作品不受地域限制，当地不发外地发，真名不行用笔名，就更鼓励起王卫国搞文艺创作的信心。他以缨依红、路遥等笔名，先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发表了《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短诗，两炮打响，小伙子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向文坛进军，读、写、改，近乎废寝忘食。

　　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出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

　　路遥遇事敏感，长于推理。在县委通讯组抽他与北京知青陶正编辑诗歌油印本时，林彪事件突发，两位青年急着想问个大概，谷溪同志不敢明告，故意将集子里一首诗中“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他与陶正据此判断，并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呼，林副统帅出事了！此后，林彪事件的真相传开，死党之一的王维国，与王卫国音同，路遥便不再使用其真名了，一连干了两期(别的青年只准一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疏通关系，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其间，路遥的文学才华充分地显露出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议论：这小子出手不凡，将来还就看他创一番世事哩！

　　1972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的诗集《山花》出版，四十一首诗作中，路遥及与谷溪合作的就选了七首，它们是《灯》(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山村女教师》(鲁元笔名)、《当年“八路”延安来》(合作)以及《塞上柳》。同期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山丹丹花开》，亦选入路遥的三首诗作，即《车过南京桥》、《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谷溪合作)以及《塞上柳》。《延安山花》再版时，又增补了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