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课则别开一番生面，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掌握音调快，别的学生还没全会时，他已捷足先登能唱下来了，每每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能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地主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初中时，出了一个笑话，王卫国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是笔下之误，还是形近字混淆，把家庭出身“贫农”写成“贪农”，信息传开，不胫自走，他获得了“老贪农”的绰号，全校尽人皆知。两三年后，他因祸得福，沾了“老贪农”的光。

　　诚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爹拖着病体还得参加大呼隆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她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皮，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更有些家户，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大妈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卫儿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干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王卫国一举成名，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岗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时，王卫国担任本派的谈判代表，两家自称“造反”的和对立面“保皇”的，跌了个平跤，军队硬砍，一家一半，副主任、常委、委员，完全对等。1968年9月15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时，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井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人曾作过比较，说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此话只对了一半。对于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来说，都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职有权，由于没有县委，其实还兼有副书记的功能，略优于副县长。而像王卫国那种群众代表副主任，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上任之日即为受紧之时，办不完的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何策划大规模武斗还没交待彻底，怎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审查又已开始，三天爬一次向党交心的台子，五天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检查，弄得他无所措手足，到头来，还是被传唤到革委会二层十八号窑洞，被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口头宣布停职。三言两语，王卫国就由县革委副主任变为一介平民，上得容易下得快，仕途被画上终止符号。

　　怅然有失的王卫国，回到了养育他的郭家沟，迫于生计，他吆起牛，耕开了地，穿上一件亮红亮红的线衣，扶着步犁，单调地来回于对面山上。而大妈呢，站在硷畔上，看着卫儿给队里耕地，简直是一种享受，县革委会副主任算个屁，没沾一个钱的光，受了一路气，尔格总算擞利索了，受苦种地，不也一样活人过光景。这公家也够不讲理，”文化大革命“是上头有人让闹的，上头不放话，老百姓敢造当官的反？一看闹得不对了，反过来又拾掇造反的，以后谁还敢响应上头的号召？气话归气话，怨只怨王家的老陵里没有当官的风水，卫儿这辈子的死苦是受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