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一位英雄,患病后的路遥仍然是一位英雄！路遥是1992年8月6日，因肝硬化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任务，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

　　当然，患病后的路遥对自己的生命更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一张留影，他一直担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样，长篇没有写完就病逝。长篇写完，可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与陈泽顺商议将《延河》扩版为大型文学期刊；要我在延安为他准备一孔窑洞。七月份，他在那儿住一个月，运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马克思，他实在不愿意告别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平凡的世界。

　　路遥刚住进医院，我就去看他。他又一次当着我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说：谷溪，我完蛋了。我说，怎么会呢？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路遥原来以为自己患了“肝癌”，通过反复地检查，化验证实是“肝硬化腹水”。住院二十多天了但病况仍不见好转。我对路遥说，延安医疗条件差，要不我们转到北京或者上海去。路遥说：“我对延安的医院作过考察，这里的药物、医术，以及医疗设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别说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路遥病逝之后，我为路遥所做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路遥的这一席谈话有很大的关系。

　　路遥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后几年里，时不时地把“死亡”这两字挂在嘴上。像一棵大树戛然倒下，或者一个人躲在某一个山圪崂崂里悄悄地死去……其实，他最惧怕的就是死神的来临。

　　当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竟像孩子般地幻想着另一种奇迹的发生，甚至幼稚到一种自我欺骗的地步。就在他病逝之前，远村领我到西京医院去看他。路遥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他说：“谷溪，我现在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我说：“是的，我看你的气色也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安慰的话，应酬的话，也可以说是相互蒙哄的话。我心中明白，他的病就从来没有好转过：在延安住院时，每天下午还可以到院子里散步，离开延安的时候，不能到院子里散步了，但是还可以自己到卫生间里去，现在，连卫生间也上不了啦，九娃知道，他的病就没见过好转。

　　每想起这些，就叫人痛心。

　　您是路遥的老乡、兄长和文友，您能否就您了解的路遥，作进一步的“解剖”和探讨呢？

　　我在前面说过：路遥是“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但是，严格地解剖路遥，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卑心极强的人。自尊与自卑在他心灵的深处，同潜共存。在路遥的精神世界，还有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路遥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人，而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迫使他别无选择地躲在甘泉县招待所，躲在铜川市王石洼煤矿的一间房子里，与“孙少平”、“田晓霞”们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梦幻……

　　文学创作，是孤独的个人劳动。这种无法改变的孤独与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使他陷身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

　　我想，这些问题将会是研究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学者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这么强悍的一条陕北汉子，怎么又会自卑呢？我想，这与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

　　由于家庭太穷，他不能像那些干部子弟那样吃喝玩乐。延川中学那时候的学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种菜，路遥大概是连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