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石河子散步的艾青与高瑛

　　稿费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以财乞文，俗谓润笔”，古人把稿费叫做润笔。白居易曾在诗歌里大谈工资，让苏轼倾慕不已。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长门赋》，陈皇后“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古往今来，稿费千百年来都是存在的。但白衣苍狗，沧桑变化，到近代时稿费的变化可真不小，还有因稿费而惹祸上身的。

　　稿费也是劳动所得，拿稿费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但在反“右”斗争中，文艺界的文人学者们却因稿费而惹祸了。

　　20世纪50年代时，文人的稿酬虽不如白居易、司马相如那般高，但也不算低。当时的“基本稿酬”是：基本稿酬，按作品的字数(或诗歌的行数)或著作页为计算单位，通常是以一千字或以若干诗行(如10行，20行)或一个著作页为计算单位，付给作者若干报酬。通常计算标准如下：著作稿每千字老人民币6万—18万元(新人民币6—18元、合今60—180元)，翻译稿每千字4万—13万元(合今40—130元)。

　　也就是说文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可得稿费数千元，而当时人们平均月工资只有区区40元新人民币而已，而文人万字左右的论文就可以得到差不多200元新币，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文人们算是金领了。当时还有“一本书主义”的口号，不知是来自老资历的丁玲还是后起之秀刘绍棠，总之，文人们的收入是让人艳羡和眼红的。

　　当时在北京买套中等水准的的四合院要一万多元新人民币，而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赵树理等文人，都在50年代初就拥有了自己的四合院。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左倾”思潮的影响，使得稿酬一降再降。有些文人所谓的“罪行”还因此与稿费有了关联。文心在《沧桑变化说稿费》一文中提到：“著名诗人艾青不仅自己成了大“右派”，他的夫人也因稿费问题被骂得狗血淋头，当时的批判文章指出:艾青的夫人高瑛在和艾青结婚前，有一次到艾青处统计稿费(是遵照组织指定去统计的)，艾青说出数字后，高瑛吓了一大跳，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嫁给艾青了。文章侮辱了高瑛还嫌不够，又配了一幅漫画:艾青的屁股后拖了一个长尾巴，长尾巴上穿了一串铜钱，铜钱上写着“名利稿费”，高瑛则两脚踩在铜钱上，随艾青飘然起舞。”

　　稿费惹祸当然不止这一桩。女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时就较有名气了，到反右斗争时算是老前辈了。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培养青年作家，在北京办“文学讲习班“(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时，丁玲也被请去讲课。为了鼓励青年们在文学上有更长远的发展，写些真正的好作品，在一次授课中丁玲说，一个人如果写出好作品，不仅可出名，还能拿到一笔稿费改善生活。还随便拿了智利的总统和诗人聂鲁达来举例，由学生知道智利诗人聂鲁达多而知道智利的总统少来证明这个话题。按理说这不过是个比喻，不过是为了激励文学青年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已，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有人却因这次讲课给丁玲扣了一顶帽子，说丁玲是在鼓吹“稿费”和“成名”，大有你终于被我抓住铁据”的幸灾乐祸之情。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丁玲被划成“右派”，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青年作家刘绍棠。也被稿费“撞”过腰。早在1952年，16岁的刘绍棠还在读初中，已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的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4年，刘绍棠18岁时，又再接再厉，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被誉为神童作家。

神童作家刘绍棠

　　再来看看刘绍棠的稿费，他的《青枝绿叶》写了四万字，按当时的稿酬标准来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共印了6.3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45元)，可得1800元(合今一万八千元)。

　　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刘绍棠的收入可高达18500元，合今18万多元。还不算他其他的作品的稿费，他在当时就可以算是个款了。

　　少年得志的刘绍棠少年时代家境较为贫困，如今自己能挣高稿费了，当然想让父母也想想清福。一次写信说，自己一篇小说能拿两百元稿费了，可以供父母吃白面馒头了，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一句简单的“一篇小说能拿200元稿费”，却让刘绍棠也背上了“名利思想”的包袱。

　　于是，稿费当时就这样成了不可触摸的“雷区”，成了“害人精”，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名利思想攀上了亲戚，谁也不敢去招惹它，时刻担心不知何时被它撞了腰，倒了霉。在这种氛围下，稿费也曾一度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